《沉默的大多數》是中國當代作家王小波（1952—1997）創作的雜文隨筆集，收錄了作者的雜文名篇，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包括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出來的各種真知灼見，包括對社會科學研究的評論，包括創作談和文論，以及還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雜感以及對某些社會現象的評點。

王小波對「沉默」的批判，今天仍有深刻的含義，對國情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人應該追求智慧，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蘇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畫上了等號。中國人卻說「難得糊塗」，彷彿是希望自己變得笨一點兒⋯⋯你也許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尚，但我對這種話從來就不信。我更相信喬治・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他批評了一些人執拗於中國傳統文化，張口閉口就是「博大精深」，實際上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扼殺對科學和智慧的嚮往，他這樣說，「如你所知，給計算機編程和解幾何題有共通之處：對了馬上就能知道對，錯了也馬上知道錯，乾乾脆脆。你不用像孟夫子那樣，養吾浩然正氣，然後覺得自己事事都對。」至於對當權者提倡所謂愚昧吃苦，他更是直言，「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它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接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

問題是，如今被迫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十幾億中國人，面對一加一等於二的小學生算術，都不能以自由意志說出答案。

「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誕生是創作者抗議的吶喊，抗議籠罩著他、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人，以及他的時代和他的語言的遺忘。」書籍就是一種吶喊、喧嘩，要找一本沈默的書，除非通本是白紙（也許有人認為這也是吶喊的一種方式）。這是捷克作家克里瑪的評論集《布拉格精神》中對文學理解。在極權統治時，他的作品被禁，只能以「地下」方式流傳，但他認為當時需要在某些問題上儘快、直接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所以繼續寫作。克里瑪覺得對布拉格的外貌和精神影響最大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若他及其他捷克人民都選擇沈默，就不能實現今天民主制度。

談起自由，我們都知道，有各種各類的自由，例如有經濟發展和享有福利的自由，也有維護財產的自由，有平等機會和接觸資訊的自由，也有言論和思想上的自由。尤其是對那些被認為是「危害社會」和「離經叛道」的言論，即使被懷疑成為教唆叛亂的源頭，如對社會並無實際影響，亦不得隨意拘捕發表言論者﹔我們更有先天義務去捍衛和申張人們表達方面的自由，不讓他們「被去勢」成為沉默者，這正是我們對以國安法為名拑制言論的最正當回應。而美國對國內外異見活動家或異議作家的支持，也是基於履行這種義務的理由。美國資深司法記者安東尼‧路易斯的《異見的自由》就講述與此相類的美國憲法增修文第一條在美國歷史上受到的挑戰，它是這樣寫的﹕「國會不得制訂法律……剝奪人民言論自由或出版及新聞自由……」這使得美國公民比其他國家公民享有更大的自由。這一條文從立國伊始便寫在憲法裡，但亦受到社會或政黨輿論的挑戰，如十九世紀初聯邦黨人通過的《反煽動叛亂法》，要審訊詆譭任何總統(當時總統是聯邦黨人阿當斯，而他經常被報章詆譭攻擊)、政府或政黨人物的人，比當今香港通過的條例還要嚴苛，但傑弗遜和麥迪遜等人仍挺身而出，誓死捍衛報章譭譽總統的權利。在往後的日子，此條例亦不斷經歷衝擊，如一戰期間的《間諜法》、黑人民權運動新聞報道所引起的譭謗案，到媒體報導名人隱私而引起的控訟案……言論自由原則不單與國家安全原則有所衝突，亦可能干涉到隱私權等問題，然而仍有不少捍衛言論自由的大法官挺身而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麥迪遜對言論自由的信念「這樣的自由交換意見的權利一直被公認是各種其他權利唯一有效的屏障……」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一切其他的權利和自由，在政府為其訂立惡法及執法行為充權的時候，將會如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