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對政府無期望，但也不希望見到高官扮急市民所急，實際上空口講白話，有如用堪輿學家的口吻做時事評論。陳茂波兩日前上電台，幫餐飲業、零售業和酒店業把脈，「本地經濟正在谷底整固」，又趁機擦鞋，講中央怎樣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但市民最關心的，是即將殺到的失業狂潮，到底政府有何對策，怎樣幫到經濟環境最差的一群，並減慢第二差的那一批人跌落谷底的速度，陳茂波就毫不令人意外地無貨交。

難為陳茂波好意思引述國際貨幣基金會話政府措施要有針對性，明明政府一直就在浪費子彈。更諷刺的是，他否認保就業計劃前功盡廢，稱計劃為很多行業爭取喘息空間，思考如何與病毒共存。但事實證明，僱主有很多法律罅可以走，保就業最先是保僱主。那些袋了億億聲資助的大企業，在「喘息」完之後，找到與病毒共存的方法就是裁員、裁員、裁員。政府變相用公帑助長肥上瘦下，國泰大裁員只是前奏。政府兩期「保就業」計劃動用超過 800 億，僅能拖慢失業率上升。又因為有硬性規定商鋪停業而無硬性規定減租，不少政府資助輾轉流入大業主手裡，員工得益有限，小商戶也不好過。政府折損了財政健康，日後抵禦經濟蕭條的能力大減，對一個貧富懸殊如此嚴重的地區來說，無疑在醞釀一場因民不聊生到極而致失控的社會危機。

不少人都指，政府早就應該推出失業救濟金。有評論員計算過，用「保就業」資助的 800 億，就可以支援失業人士近三年。但為何政府死也不肯這樣做呢？第一，很多收受保就業資助的僱主都有選票在手，林鄭政府當然先要救助自己政治上的盟友，為下屆再競逐特首之位鋪路。

第二，一直以來，在王于漸和雷鼎鳴等主流經濟學者兼政府顧問的講法中，擁有資金的商家，頭上是有一個光環，能善用本身的智慧和資本，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受薪階級是練精學懶的，只要政府提供多一點福利，她／他們便會偷懶，諗縮數。譬如五年前，雷在〈「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利弊〉一文中便大力質疑「低津計劃」會損害僱員工作的積極性。在他們的口中，工人都不喜歡返工，只要少一點誘因，便會辦事不力。政府高官一直也戴著這種有色眼鏡看最低工資、低津計劃或失業救濟金等政策，就算情況嚴峻，仍是信任資方，先把錢交給他們去做大個餅。

但事實證明，香港那些大商家、大財團除了囤地和炒賣特別叻外，對實體經濟的貢獻遠不如一群小本經營者和打工仔女，但尋租行為的好處就攞到盡。

2001 年諾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去年撰文〈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和歷史的重生〉中，批評新自由主義者承諾只要工人接受較低薪酬，公民接受政府削減開支和重要項目的投入，最終會令經濟更快增長，使最貧困階層在內的人受惠。但事實證明，40 年過去了，財富只是更加集中在少數上層手中。大家都發覺被騙。

Stiglitz 口中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人，放在香港的處境，自然是王于漸、雷鼎鳴等芝加哥學派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