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來自網路媒體藝頻的記者 Ikey ，來到佐敦山林道的 Ban Ban Music 錄音室，與周博賢做了一個長篇訪問。

訪問主題是他監製的全新工運大碟《野火》。工運大碟，即以工人故事為主題的概念大碟。唱片收錄十三首歌，由七隊非主流、也不十分有名的「素人樂隊」，加上十二個來自不同行業的工友合力創造而成。

碟面有兩個 logo：一個是策劃團體職工盟，另一個則鮮有人聽說過，叫做 Selfie Music。

最後 Ikey 把這次訪問，連同職工盟、參與樂隊及工人故事，寫成一篇長篇報道。如果文章長度能夠反映作者用心，那這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稿，或許能夠說明，Ikey 認為《野火》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

事實上除了她以外，《野火》出奇地贏得了大量香港傳媒關注 —《東 Touch》、《經濟日報》、《蘋果日報》為它寫過數千字專訪，《星島日報》、《明報》、903、SocREC 報道過它的消息。

甚至《紐約時報》都為它送上篇幅。

《野火》吸引的眼球，比許多主流歌手唱片都還要多。而這關注，你已經很難區分，它是來自周博賢的名氣、抑或音樂質素本身、還是它的工運概念 — 這三者在周博賢身上，從《姿色份子》（2005）打響名堂，到《雞蛋與羔羊》（2014）廣為人識，至今恰恰十年，已經連成一線。

人們已經不會再覺得，周博賢做社會關注音樂，是一件怪事。

只是《野火》與過去十年他走過的音樂路，確實有些微差異：《野火》只是他的製作，不是創作。在《野火》中他擔任監製，負責給樂隊與歌手提意見。但他不是創作人。他沒有為《野火》創作過一曲一詞。

有兩件事動搖他的創作心。雨傘運動是其中之一。另一件事，是他的學業。四年前，他在嶺南大學入讀文化研究碩士，至今年畢業。

我問他，讀完之後有甚麼得著？他說，愈讀愈迷茫。

「讀過之後，睇返自己舊作品，會覺得有點幼稚。」

幼稚？說周博賢？不是吧？周博賢一路走來，用音樂寫纖體廣告、八卦雜誌、亡命小巴、菲傭、窮人，言之有物，怎會幼稚？

如今他回顧往日，卻說那是一個「可以不那麼沉重」的時代。

「近年我自己都變得沉重了。」他說。

他仍然相信音樂對社會有用。他仍然希望 — 正如他做《野火》那樣 — 結合流行曲與社會議題，發揮某種正面效果。但轉念間他又會覺得流行曲有限制。總有些甚麼，他想向社會傳達，但透過流行曲，他做不到。

下不了筆的時候，周博賢感覺難受。

「其實有好大創作意慾，但創作甚麼？怎樣創作呢？」

他形容自己的腦袋像一嚿鐵。

Ban Ban Music 裝潢簡潔，應有的傢俱器材如桌椅、沙發、喇叭、咪高峰、鍵盤、電腦，應有盡有。但這便是全部。有別於許多風格化到好似精緻咖啡店或者嬉皮士私竇的錄音室，Ban Ban Music 的風格，就只有「平實」二字。

這個音樂品牌始於 12 年前。2002 年，曾在港大修讀法律的他，正於音樂品牌「大國文化」擔任法律及版權事務總經理。那年在一個大學歌唱比賽中，他遇上了謝安琪。覺得這個女生大有可為，隨即介紹給公司試音，卻被公司以路線不適合為由，拒絕錄用。於是在翌年初，他便乾脆辭去「大國文化」的工作，與謝安琪、夏森美組成獨立音樂品牌，自行出碟。這個品牌就是 Ban Ban Music。

「這是我和 Kay 合作時的共識。」周博賢說。「我們都對 90 年代下來千篇一律的情歌有點生厭。心想既然自己做音樂，不如就做自己喜歡的吧。加上我覺得自己寫『情』寫得不好。反正有這麼多人在寫，也不需要我加入啦。」

於是，他與謝安琪擬定了一條迥異於主流的音樂路線，一條以抨擊固有價值，關懷社會弱勢為主題的路線。

出道一年，謝安琪的名字已見諸香港報章雜誌。而周博賢則以她幕後功臣的角色，若隱若現。當時有記者問謝安琪，怎樣看周博賢？謝安琪如此形容他：「一位出色、有社會使命感的音樂人。」周博賢在港人心中的形象，由此奠定。2008 年，《經濟日報》訪問周博賢，標題大剌剌給他送上五個字：「為人民填詞」。2010 年，因為他的一把長髮，人們開始稱周博賢為「音樂界長毛」。

這便是周博賢口中那個「無咁沉重」的年代。

「現在很多事情已無辦法不牽涉政治。」他皺眉道。「講其他東西，好像已經變得言不及義 — 這就是我所說的沉重：面對大是大非，你還講其他事情，係唔係唔啦更呢？」

2013 年，黃家駒逝世 20 周年。當時《蘋果日報》曾就此訪問過同樣用音樂介入社會的周博賢。周博賢如是說：「佢有啲歌對我係有影響。特別係佢嘅風格意識，歌裏面流露住社會性、革命性嘅意識流，我覺得藏喺我血液裏面。」

今日再跟他談家駒，他仍會說自己欣賞其創作天份。至於所謂社會性，他彷彿可以退後一步看了。「我覺得更多是後世人 mediation 的結果。」比如說那首社會抗爭常客《海闊天空》，周博賢就說，歌詞中所謂不怕孤單，追求理想，其實是一個 empty signifier。

「那是一個『空洞能指』。追求理想是甚麼呢？甚麼都可以是理想。變相它就成為一個很好的載體，你放甚麼入去都可以。」他攤手道。然後，再補上一句：「讀過文研，就會多了許多這些 terms。」

如果說有樂隊真正讓他走上音樂介入社會的道路，那不是 Beyond，而是達明一派。

時光倒流到 1987 年。其時周博賢剛考獲倫敦聖三一學院 LTCL 鋼琴演奏文憑，正在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讀預科，準備高考。當時他第一次聽到達明一派新作《馬路天使》，並沒覺得特別好聽，腦海裡想的反而是：這歌編曲真是非常奇怪。

但隨著電台一播再播，他漸漸喜歡上這首歌來。終究所謂「奇怪」，不過是聽不慣而已，未必代表不好，他想。

然而搖撼他心靈的，不僅是旋律本身，更是達明一派向他證明，音樂可以緊扣社會。「馬路天使」這首歌，描述的是喜愛聯群結黨，招搖過市的街童心情。達明一派沒有道貌岸然地批判這些街童，反而著墨於描繪他們對社會的反抗，在生活空虛中的迷失。因為達明一派，周博賢發現，原來只要創作人堅持用音樂傳達意念，寫出來是會有人聽懂的。

3 年後的 1990 年，周博賢已經憑藉 3A1B 的高考成績，成為港大法律系學生。這一年達明一派推出名作《十個救火的少年》，周博賢如今回想，依然覺得它是太精彩太難忘的一首歌。

「對我來說，達明一派是一個先鋒。」他說。23 年後，當他與謝安琪決定獨立發展，開始思考他們的音樂道路，他仍會想起達明一派。「我想，既然他們做得到（用音樂介入社會），我其實都可以一試。」如是才有了我們如今認識的周博賢。

至於周博賢為甚麼入讀法律，是源於《龍虎豹》。《龍虎豹》不是雜誌，而是他兒時看過的一部 TVB 劇集。劇集中何守信做大律師，替人伸張正義。周博賢看在眼內，覺得既威風又有意思。

最終真正教到他伸張正義的，卻（一如慣例地）不是讀書，而是上莊。入學第一年，他以新鮮人的身份渡過六四。隨即在第二年擔任法律學會外務副會長，為 1991 年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做了許多教育工作，也因為要在外面開會，認識了許多當時的社運青年。

莊員生活，教育他對社會應該有所關注。

畢業後，他在律師樓任實習事務律師，專門處理民事訴訟，搞意外賠償、遺產申請、離婚手續，卻哪裡是何守信？便心想，還是及早轉行為好。想轉行做音樂。問題是以他當時的能力，做音樂無法維生。於是兩年律師實習後，他便離開香港，前往多倫多約克大學讀音樂。

「那時候已經想到要用音樂介入社會？」我問。

「倒沒有這種清晰概念。只純粹希望靠音樂維生。」他說。

今日周博賢的音樂定位，還是要等到與謝安琪合作時才真正摸索出來。非主流的風格，意外地受大眾歡迎。如此做了六七年，佳作漸多。

用音樂介入社會，需要對社會有所觀察。周博賢確確實實從各個範疇感受到了社會制度的不平等、不公義。可是他發現自己沒有足夠能力，把這些零碎的觀察，組織在一起。

他須要一套框架，或者一些理論去梳理這些觀察。而偏偏他過去所學，無論是法律還是音樂，都是技術範疇的事。

「我又不是會主動睇書的人。」周博賢搔搔頭顱後面的辮子。「所以去到那個 moment，我覺得開始要接觸這些知識，甚至要 enroll 一個 degree 去逼自己睇書。」

想做音樂，但發覺自己不夠知識，於是去讀音樂；想介入社會，但發覺自己不夠學養，所以 2011 年，他入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可能我就是這樣──每次發覺自己唔夠料，便去讀書。」

我直接對他說，嶺大文研似乎已經反映了他一種社會政治理念。「左膠。」他自己搶先笑著補充。

但他不是因為想成為左膠而去讀嶺大文研。他說，自己之所以會選這一科，只是因為身邊朋友不少來自這個學系，其他人也對嶺大文研也口碑不錯。

他用心讀。當同學只需要兩年畢業，他把課程攤分成四年。人家一個學期讀兩科，他只讀一科。與其說這是因為他工作繁忙，不如說也是因為他不願意讓自己太過輕鬆畢業。課程提供的 readings，他要求自己盡可能讀完。

在我和周博賢交談的時候，正在旁邊拍攝的攝影師王偉健，其實是他的同班同學。作為朋輩，他給周博賢的評價是「勤力」：「上堂時他會主動問問題、提意見。從他說的話，你可以知道他是有用心睇 readings 的。」

「我又唔係要個 degree 來幫我就業，只是純粹自己想讀。明明本來是想逼自己睇書，唔睇又有乜意思？」

他沒有特別選擇與音樂相關的科目，而把焦點放在彌補自己在文史哲上的不足。他讀 Foucault、讀 Roger Silverstone、讀 Paul de Guy，用文化迴路的理論談 Beyond。

四年下來，一方面他漸漸能夠用較有條理的方式，講述他曾經用音樂談過的問題，比如說《菲情人》的外傭到底面臨怎樣的結構性困局，《衣帽間》反映的是資本家怎樣刺激社會消費意慾……昔日的觀察變成了今日的論述。

另一方面，他愈讀愈迷茫。

當觀察變成論述，他便懷疑自己的創作未必能夠容納論述。周博賢想，流行曲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比如長度、曲式、風格，諸如此類。除非你放棄讓它流行，否則曲中總要有些副歌部份，讓曲詞重覆，否則聽眾難以記住。可是在字數已經不多的流行曲中還要搞重覆，那又如何能好好講述一個社會議題呢？從這個角度講，《十二月二十》就是一個失敗例子。這首歌是一個故事，講世界末日，有錢人可以上方舟，窮人就只能在陸上等死。整首歌故事完整，但無一句重覆歌詞。

「好難記，連我自己都記唔到，點期望聽眾記到？」他皺眉道。

如果是無嘢好講，也就罷了；讀完書，有嘢想講，才發現其實好難講，講唔到。

講唔到，是因為自身功力未夠，還是流行曲本身做不到？周博賢不知道。

恰恰與他讀書同期發生的，是雨傘運動。

Gladys Wong 是周博賢在 Ban Ban Music 的兩個職員之一。當周博賢在傘運期間夜夜進駐佔領區，至清晨食過早餐才回家，她和同事就在辦公室替老闆打點一切，好讓他能放心休息，晚上再戰。

「那段日子他把自己搾到最盡。」她回憶說。「又讀 master，又要佔領，又要處理公司的事。」她欣賞她的老闆，覺得他非常厲害。

至於周博賢本人，則說了另一個謙虛得多的版本：「我好慚愧，自己沒做過甚麼，都是參與一下，有甚麼可以幫手就做甚麼。」

事實是那段日子他主持過民主教室，出席過民主論壇。睡過好多個晚上佔領區，搬過好多物資。儘管衝龍和道那夜，他沒有在前線與警察搏鬥，只在後方支援。「一把年紀，打死都幫唔到手，要人救就無謂啦。」好幾次有人聲稱要拆大台，他則在中間做和事佬，看看是否可以與反對者「傾吓偈，疏導吓。」

無法創作。「因為思緒太混亂。」許多問題好似一團毛線，在他心入面糾纏。一方面目睹社運圈分裂，周博賢覺得欷歔。「會令我思考所謂團結的問題。」他覺得其實也不必一定團結，各有各做法也是可以的，但最少不應該抽對方後腿。「唔好互?，互?無意思。」但現在的局勢就是會互?。「有沒有辦法解決呢？抑或這是香港民主發展必須經歷的章節呢？」周博賢不知道。數十萬人已經上街，而政府依然無動於衷。面對這個無恥政權，上街有甚麼用？抗爭有甚麼用？唱歌有甚麼用？難怪有人會不認同唱歌，會說是「民主唱 K」。「我自己都會問，要做甚麼才能令這個政權跪低？」周博賢也不知道答案。但他不是很認同民主唱 K 的講法。「唔覺得音樂 in general 無用」。音樂可以團結群眾，也可以紓緩佔領帶來的心理壓力。雖然他承認，在水深火熱的時刻，唱歌未必適合。「如果嗰邊衝緊呢邊香蕉奶又唱，我都會同意有問題。」還有一種佔領時非常流行的說法，叫做「抽水」。他覺得，其實所有二次創作都是抽水。評論一個文本、電影、音樂，也可以說是抽水。甚至批評梁振英，其實都是抽水。所以抽水本身不應該是問題，反而著眼點應該在於，你抽水是不是對社會、對公眾有貢獻。如果有，那就沒有問題，甚至是一件好事。即便如此，他暗地裡也害怕自己為佔領做了些甚麼事，寫了甚麼歌，會被插抽水。「我自己唔 bother，但無謂節外生枝去令人射錯 FO（focus），所以都無創作。」

「其實我好想創作，好想發表。但不知道要說甚麼，該怎樣說。這個位卡住了，還未疏理好。」他把放在旁邊的水瓶打開，又蓋上。「總不可以求其寫吧。」

正是識盡愁滋味，才欲說還休。心靈震顫過後，本來信心滿滿周博賢，如今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從這個角度講，《野火》是他的實驗，也是他的實踐。

這種實踐尤其反映在他製作《野火》的過程上：起用素人 Band，讓工人參與製作，是為充權，讓他們知道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出碟，發聲，做音樂。職工盟安排樂隊演出前與工人對話，聽他們的心聲，背後意念則是希望樂隊不僅懂得唱，更懂得關心工人狀況。

樂隊 MUSZE 成員阿史曾經為演出《辛酸》，與歌中主角「四眼妹」約了一夜聊天。他說，這讓他對工人辛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做完《野火》之後，才知道原來工運還有好多問題，無人知，無人解決。」​

周博賢的員工 Gladys Wong 在製作過程中也有意外收獲。一天職工盟要為專輯拍 MV，但湊不夠演員。他們於是邀請 Gladys 參與。

Gladys 反問，不是應該找真正的工人嗎？

「他們點醒我的是，原來我也是一個工人，因為我都係一個打工仔。那一下我省悟到，所謂『工人』原來不只限於我過去想像的樣子。」

周博賢的實踐，也包括在他處理《野火》的宣傳方法上面。「為《野火》我做了較多訪問，好讓更多大眾能夠接觸到工人權益的議題。」周博賢說。他希望，將來當工人再有工業行動，香港人可以比較有同理心，會明白到，問題源頭不在工人，而在令他們罷工的老闆。

《野火》大碟在七一推出。遊行時在職工盟街站發售，賣得不錯。本來打算印行一千，現在要加印五百，銷量可比商業公司新進歌手。

但當然銷量不是一切。職工盟負責《野火》大碟的何偉航清楚地說出《野火》三個目標：一）讓工人心聲透過音樂，傳承下去；二）加強工人身份認同，讓他們知道，有人願意幫他們發聲；三）透過讓工人參與製作，擴闊工運抗爭的想像。

何偉航說，就結果而言，《野火》帶給他莫大驚喜。「周博賢提供的意見，令這張專輯可以更加流行。有別於許多社運界推出的唱片，《野火》入屋機會更大。」

聽眾觀感呢？有好有壞。那位為《野火》撰寫長報道的 Ikey ，喜歡聽大碟中 MUSZE 的作品《辛酸》。晚上夜闌人靜，她在辦公室一邊寫稿一邊聽，不覺把自己的父母與歌中主角連繫起來，彷彿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辛酸。聽著聽著，竟眼濕濕了。

但她也會有這樣的疑惑：「倒是不知這些歌，能否達到它們本來的目的 — 讓那些本來不關心工人權益的人，開始留意？」

樂評人林綸詩則有另一種感受。聽過《辛酸》一曲，一方面她認同背後的好意圖與使命感，但對曲風與題材的配搭，則不敢苟同。我請她短評一下這首歌，她回覆說：

「當小清新配上寫實，得到一幅幅是尋常城市人的辛酸。若沒有 MV，差點看不到需要點題的基層工人。這樣的曲風該如何襯托及突顯工人的辛酸，是值得再花點心思的。」

「這年代，好的意圖很多，但好的作品卻越來越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問周博賢，如果《野火》是實驗和實踐，那他到底實驗了甚麼，實踐到多少。

「我想，說『未』實踐到多少，會比較容易。」他坦白說，自己要實驗，要實踐，要學習的，還有很多。

「甚至會有（工）人覺得，（你張專輯）關乜事？我做到咁辛苦，你唱歌有乜用？」

音樂，有乜用？

「我始終相信，音樂有些甚麼，可以影響到人的情緒。」周博賢說。「否則為甚麼音樂會被打壓、被唱衰？就是因為音樂可以有效動員──就算不是政治上的情緒動員，最少對宣洩或者鼓勵士氣，都有一定作用。」

回想自身過去經驗，周博賢還覺得，音樂可以提出問題，刺激思考。例如《衣帽間》可以詰問，我們所追求的物質，是否真正生活所需？又好像《雞蛋與羔羊》，A 餐與 B 餐，你會點揀？周博賢希望，音樂可以讓聽眾思考這些問題。

他仍然相信音樂。不然他就不會在 Ban Ban Music 以外，創辦 Selfie Music 這個《野火》首次貼上的 label。周博賢說，他希望這個 label 「集中講多香港少少，未必需要顧及大陸的合作單位」。

現時 Selfie Music 仍在發展半路，連 logo 都未落實。但它將會是周博賢的一個新開始。

畢業、後雨傘、新 label。2015，儼如周博賢的分水嶺。音樂上，思想上。

「唔知係咪分水嶺。」他笑道。「唔知會分咗去邊？」

前路還不很明朗。

「但是未知道答案前，總也不能讓自己頹落去啦。」屈指一算，自雨傘下來他欠的稿債、功課債，都還得七七八八。是時候還歌債了。

「你信就去做，唔好問有無用，覺得啱，就去做。」

這本來可以做為訪問的結尾。但才剛步出錄音室幾分鐘，他立刻就給我在 facebook 打了一段文字：

「訪問完立刻有嘢想補充。我想現在正思考的問題中，還有是雨傘運動後更看到流行音樂的局限，可能是由於曲式和長度的關係，發現流行音樂較適合提出簡單的概念，需要冗長解釋的現像可能較難在流行曲中呈現（亦可能因為自己功力未夠，所以亦同時思考如何將較複雜的概念簡單深入淺出哋寫出來），所以覺得流行較適合提出疑問、引發思考、鼓動／宣洩情緒和講出立場。但要較深入分析問題，講出問題的多面性，則可能超出了流行曲的範疇。所以自己亦會思考用其他方式（如寫長文，做研究，寫書、劇本等）去將自己所學所想呈現出來。當然未有定案。」

他還在思考他的道路。

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個音樂人、一個創作人、以至僅僅是一個關心社會的人，停止了他的思考，那我們還談甚麼社會、創作、音樂？

文／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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