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手機器毋須用腦，最緊要面皮厚，有諗法反而礙事。劣幣逐良幣，稍有能力的人寧願另尋出路，搵真銀好過。

管治聯盟的裙帶關係，使政府長期嚴重偏袒商家。過去市民受惠於資產增值遊戲，加上王于漸和雷鼎鳴等主流經濟學者為各種親商政策護航，維持著管治者有限的認受性。樓價比天高，靠磚頭撐起的畸形經濟對社會的壞處便遠超過益處 — 現在就算如王于漸建議般重推租置，亦只會有短暫刺激作用，不單無法消解經濟嚴重失衡的惡果，更進一步依賴財技，像吸更多的毒止癮，醞釀香港版次按危機。得益者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大家怎努力也沒用，獅子山精神自然失去安撫大眾不滿情緒的說服力。只有掙扎求存而看不見明天（時而勢易，做樓奴亦不再等於有希望），港人的屈辱和憤懣便成為隨時爆炸的火藥庫。

無認受性之外，港府高層無能，更自以為是。反智的管治作風，容不下逆耳忠言，有料之人自然退避三舍。社會要為汰強留弱的人治負上多大代價，問一問林鄭的苦主周永新教授 — 他曾指香港有「不肯認錯的官場文化」— 便知道一清二楚。

前嶺大校長陳坤耀四年前在訪問中表示，源自夏鼎基時代的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所謂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被錯誤地演繹和翻譯，形成一個錯誤的觀念，香港過去的成功，並非無為而治之結果，實有賴政府恰當的干預（筆者認為以「介入」來形容比「干預」更能避免誤解）。公屋政策便是一個好例子。問題是怎樣介入才令最大多數人，以及最無助的一群得到最大的益處。但在主流經濟學者的演繹下，「積極不干預」變成放任商家巧取豪奪的最強擋箭牌，並為「忠誠的廢物」可以思想懶惰過日子，提供最便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