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敏兒在智叔的安息禮上，提及丈夫最鍾意《籠民》這套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佢話好諷刺，三十幾年過咗，呢個問題無改善過，仲多咗一樣嘢叫『劏房』。佢成日話『劏房係香港人嘅恥辱！』」其實不止劏房，在香港如此富庶的社會，還有一樣新興事物叫「納米樓」。

十年前，網上有一條短片《King’s Cube》，主角扮演樓盤經紀，鑽進深水埗一間偽裝成豪宅的劏房，以諧仿的方式，嘲諷地產商誇張失實的推銷手法，並反映香港人越住越細之苦況。誰知現實比戲劇更荒謬，這麼狹小的居所，完全不符合一個進步社會的起碼要求，卻在樓價比天高、不少人焗住將貨就價的情況下，慢慢習非成是，在巿場上的供應越來越多，地產界還以「上車盤」之名作招徠。

輪不到公屋住劏房，抽不到居屋又沒父幹，就焗買納米樓 — 皆因租客權益乏保障，想成家立室者寧願買樓。然而，香港真的如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及團結香港基金所言，唯獨填海才可增加土地的來源，若透過改劃或收回棕地，只是左手交右手，不能增加土地總量嗎？

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 2018 年在〈填海造地建屋，還是建城、建人？〉中分析，新界有的是土地：棕土處處（1,300 公頃），農田荒廢（3,680 公頃），鄉村規劃基建不全、頗為混亂的低密度發展（3,500 公頃），發展商囤積約 1,000 公頃土地，合共 9,480 公頃（香港六百多萬私樓和公屋住戶也只是佔了 4,200 公頃）。規劃署前助理署長伍華強在土地大辯論期間亦提出過〈一個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的終極方案〉，讓我們知道如何具體而按部就班地化解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所以，伍教授批評，政府未善用現有土地，就打大自然主意 — 這也是主流民意極力反對「明日大嶼」的底因。問題是，為何坊間很多人像「集體失明」般，只管討論政府陳列的選項和追捧非填海不可的言論呢？

其實過去二、三十載，不斷有人在學院、傳媒、大小論壇及諮詢會帶風向。由前領展高層、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擔大旗的團結香港基金，只是其中一個活躍分子而已。

請留意，這些專家學者並非句句廢話，像反對租管的 KOL，便可能搬三藩市做過的租金管制研究結果出來堵住人家的嘴。（當年主流經濟學者 — 包括雷鼎鳴 — 也是大力反對最低工資，提出過所謂壓倒性的證據，力言政策一旦推行，便有大量年輕人及弱勢社群失業，但結果呢？）問題是，他們的講法大多是簡單而粗疏的推埋，只輔以一些年代久遠、地域差異甚大的外國學術文章，並沒有質量俱全的在地實證研究為證（譬如先搞清楚，地產商以關連及友好公司名義囤積土地及樓房的情況有幾嚴重？現有數據所反映的嚴重性可有被低估？）雖然可靠性存疑，但專家學者仗著頭上光環，加上他們有辦法把複雜的世事用三言兩語作頭頭是道的解釋，滿足到一般人追求即食答案的要求，所以一直以來都主導著輿論方向以至政府決策的思維。

就算專家學者不是刻意幫權貴階層講說話 — 在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極高的香港，他們對民間社會的聲音向來特別挑剔，動輒扣人一頂「鬥地主」的帽子，相反，對財雄勢大的地產商之質疑就不合比例的少 — 把符合大商家利益的偏見包裝成學術權威意見，他們在各大平台泛泛而談，基於教科書理論或抽空現實情景的學術研究，都充斥著一種見樹不見林的線性思維盲點。以上述四點為例，每一點獨立來看，對被居住問題困擾的香港人來說可能還未算很攞命，但過去多年，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直接或婉轉地恐嚇香港人（例如王于漸說過，推行全民退保，稅收最高或須增 100%，請參考筆者文章〈港大首席副校欠中央一個解釋〉），排除發掘不同解決方法的可能性，使香港上下困於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思想中：沒有增值稅、空置稅、租管、沒有立法保障巿民的居住權等，這一堆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法則產生的乘數效應，加上政府奉行所謂簡單低稅率政策，靠賣地收入和地產相關收益作為重要收入來源，使房屋金融化現象變本加厲，不斷懲罰胼手胝足地工作的人，獎勵投機取巧及資本雄厚的富裕階層。

智叔說，錢不要賺得太盡，因為樓價越高就令越多人難以安居，他感覺捱更抵夜拍戲賺的錢，比賣樓獲利來得更心安理得。但我們身處的一個與他的價值觀相反的社會。「劏房」便是由種種歪曲現象和言論合力打造成的畸形產物。這或許有共業的成分，但當中有一班人要負的責任特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