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問世於十三年前，也就是台灣報禁解除二十年之際。書中的「關鍵力量」，逕指自由民主報業（大眾傳播媒體），題中之義十分明白，不論學界或業界，早有共識。報業體制固然是政治制度下的一個次系統，受政治體制制約，但是在民主自由的環境裡，報業常常可以是促成社會品質提升或下降的一股力量。當關鍵力量變成腐敗的力量或與政治共謀的力量時，其後果比報業缺席還可怕。「媒體是社會亂源」一語，誠然道盡了當代台灣人對媒體失職的無奈心情。

翻開本書任何一篇文章，你都會感受到媒體人的屈辱無時無處不在，有時候甚至超過戒嚴時期。可以說，他們的發聲，是為了替自己──同時也替那些由於種種理由不得不先行離開媒體這個行業的前同業們──見證一個全面沉淪的年代。

台灣的前車之鑑，處於生死存亡的香港同行，終有一天會為「採訪有罪」翻案！

新聞採訪是為了公眾的知情權，讓大眾免受權貴蠶食與蒙蔽。以往也有不少記者因偵查報道而收律師信，這次更因慣常做法而被定罪，而同案的疑犯在畫面證據確鑿下，卻逍遙法外，不免令人對法律裁決感失望，甚至對法律失去信心。有罪無罪，是法官能說，還是只有上帝知曉？法律與道德之間又是如何衡量？這一哲學問題可以讀美國法哲學家 Dworkin 的著作《認真對待權利》。書中收錄作者六十至七十年代發表的文章，當中提出許多思考觀點，「法律是什麼」、「誰必須以及何時要遵守法律」的重大政治爭議問題，人們究竟有沒有違反法律的權利？作者認為「人民享有獨立於法律條文而存在、法律也必須加以尊重的道德權利，儘管道德權利多半有所爭議，但有爭議的權利仍是權利，人們仍可以享有（政治上與法律上的）權利。」真希望所有法官能明白。雖然極權有辦法操控法律，但我們仍要保持清晰的思路，慶幸編導蔡玉玲說會繼續做新聞。

本書作者原是國際新聞記者，辭去工作後，以獨立記者身份在歐洲採訪，報道的文章結集成為此書。在第二章，作者走訪了一些昔日的鐵幕國家，於波蘭以至匈牙利，在共產倒台的30年後，新聞自由竟然倒退回過去的程度，令人驚訝。

在波蘭，政府在2015年頒佈新媒體法，使政府能夠藉任命公共媒體主管的權力，干預新聞自由。對付私營媒體，則採用罰款的手段。而在匈牙利，情況更加嚴峻，政府同樣以媒體法案操控傳媒，當地大部份的傳媒已被收編，剩下少量的獨立媒體面對收入問題苦苦支撐。

從此可見，許多時追尋真相的傳媒，都是當權者的眼中釘，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打壓。然而，採訪不應該有罪，真相需要被捍衛。在逆境中堅持，如書中《選舉日報》的總編輯米奇尼克所言：「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講真話。」

我們問: 有沒有犯法? 有沒有罪? 

或者我們更應問: 我們有權知道什麼、應當知道什麼、怎樣知道。

在真相越難辨明的社會，把各種事實（注意，不是"真相＂）呈現人前，尤為重要。

本行是科技記者的 Andy Greenberg，關注資訊安全、資訊自由及公民自由。在《This Machine Kills Secrets》一書中，他透過細密幹實的資料搜集，記錄了一班於網絡世界積極揭露建制機秘於人前的活躍份子，他們的理想及運作模式，讓讀者思考在透明度、私隱以及公共利益三者之間的界線拉扯。

第十一章（節錄）：記者與時代相遇 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

萬家墨面沒蒿萊 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 於無聲處聽驚雷
-魯迅

記者記錄政治,也介入政治。記錄時代是記者的天職,但新聞與政治關係太密切,記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媒介和權力結構像跳一支探戈舞, 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跟舞的總是媒介,領者和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換句話說,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者(prim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一性,而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secondary definer of reality),是第二性。有人形容記者一生記事「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時代,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 形容記者記事是「浮沉的泡沫」,因為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稿,雖然斷簡殘篇,支離破碎,卻是不可或缺或磨滅的初稿。反過來說,逝者皆如斯乎,在擾攘眾生當中,究竟有幾人能夠留下一片雪泥鴻爪?我選擇蕭乾、陸鏗、劉賓雁三個個案,是因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不斷捕捉新聞,製造新聞,甚至不斷捲入國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的風暴，他們不但寫在時代的邊上，有時候更是寫在時代的中心點上。

追查7.21事件真相的記者蔡玉玲被判有罪，同是記者的譚蕙芸說：「7.21元朗襲擊案裡，白衣人被告暴動案仍在審訊，被襲擊的一方也有被告上法庭。但第一個因為7.21事件而被定罪的人，竟是為了查明真相的記者（蔡玉玲）。  」

本週推介書籍，是大學講師兼記者的譚蕙芸著作《天愈黑，星愈亮 ── 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 。2019年，她走進了不同的示威的現場，觀察雙方的行動，記下了重要的歷史時刻，但筆下寫得最多的不是衝突的大場面，而是那些鏡頭不會聚焦的小人物 ── 他們或者是陪着兒女出來遊行的父母、為了支持黃店而改變生活習慣的退休夫婦、大腹便便仍然參加遊行的準父母，又或是因社會運動而收入大減卻繼續抗爭的勇武、衝突之後開車送年輕人回家的義載司機，甚至是不懂誰對誰錯卻又無法置年輕人不顧的的士司機。

面對各種形式的打壓，書中一章節寫到：「政府巧言令色，混淆是非，但無論如何，就像元朗站玻璃上留下的手掌印一樣，事實清晰可見。無論你如何塗脂抹粉，把黑說成白，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人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只能倚靠自己的良知繼續走下去。」    

當記者因明查暗訪而遭受懲罰，退一步來看，文字和圖像紀錄工作者的工作更需要備受注視，因為我們需要第一手的採訪真相，編寫成歷史。

面對無盡的黑夜，看似暗昧的眾星，越發閃亮。最終讓人無法忽視。

理當維持秩序的國家機器反而淪為壓迫的幫兇，剝削人民僅有的自由。「自由」一詞的定義有很多，其中又以二戰後美國總統提出的「四大自由」最為著名，四大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然而，宏觀世界近千年歷史，自由是罕見的，壓迫才是常態。究竟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呢？

《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一書帶領讀者回顧千年以來、古今中外的文明故事，走向雅典城邦、非洲、夏威夷與大洋洲，提出一個中心論點：若然國家機器強，社會更要強，兩者互相制衡踏入「窄廊」，自由才有保障。民主在退潮，自由在崩壞，身處動盪的時代，我們連採訪的自由、表達真相的自由都快要失去，《自由的窄廊》告訴我們：採訪無罪，自由也無罪，有罪的是終結自由秩序的極權國家機器。

在「採訪有罪」的年代，要報道、尋找真相往往會得罪建制，另一方面，新聞的價值也不斷貶值。在七、八十年代香港，老師或會鼓勵學生看報紙，既增進語文能力，又能保持對時事的瞭解，起碼比追電視劇好。然而隨着電子媒體大行其道，我們不知不覺地掃瞄手機，瀏覽各種電子新聞，也不知不覺地受到媒體的思想操弄。當我們被這些新聞搞得頭昏腦漲時，回看電視、收音機等較傳統媒體的新聞，其實不看也沒有實質的損失。

新聞最寶貴的地方，在於記者秉持呈現真相的原則製作新聞，不單要有專業知識和處理消息、辨別真偽的經驗，更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但在現今世代，除政府掌控新聞流通管道，媒體亦以政治禁忌、經濟價值及民眾反應來選取新聞，但電子化時代催生越來越多的小型媒體，令高質素的新聞變得越來越少，網絡上帶有主觀導向的時事文章、映片、推特評論等，使我們不再注重傳統新聞。

沒有人比《思考的藝術》及《行為的藝術》作者魯爾夫‧杜伯里更簡單地回應這項現象，他在2013年在個人網站寫的一篇文章News is bad for you，文章被《衛報》轉載後，他據此寫成近年來十分暢銷的新作《拒看新聞的生活藝術》，此書以簡單文字給我們一些拒看新聞的理由和方法，配以繪畫師艾爾‧波丘的精美彩繪，提醒我們這些新聞如何令我們情緒被牽動，變得憤怒、自卑、失落，或者對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產生誤解。

書中觀點並非要讀者完全戒掉看新聞，而是要讓我們知道如何適可而止，或者，在政府掌控新聞的年代，我們必須更小心翼翼地看新聞，不讓我們的思考和情緒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