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5 月 21 日香港百萬人遊行後，支聯會在暴風雨後的晴天誕生。

支聯會的全名 —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包含「愛國」二字。

春夏之交，八九民運浪潮中，香港人無懼風雨，站出來，連月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 政治人物不分左中右，市民破天荒自發性發起大型群眾活動，同時不斷衝擊遊行集會界線，把香港公民社會推前了一大步。

因為愛國而誕生的一場本土運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喚醒香港市民，成為一代人的民主啟蒙。香港八九民運如何承先啟後 — 無「不反對通知書」下遊行集會、各區開花、打國際線、嘗試真三罷（因旺角騷亂夭折） — 奠下社運基礎？

由民主派元老創立，為了守護集體記憶誕生的支聯會當年提出「五大綱領」，以建設民主中國為長遠目標。近十年本土思潮興起，它屢被批評「行禮如儀」、「大中華膠」，然而到了國安法後時代的第一個六四，他們無懼紅線，堅持理念，14 名現任常委中，正副主席李卓人及何俊仁均身在獄中，另有多人有案在身；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屢屢被建制派、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等人指控違國安法，要求刪去，否則應當取締組織。

連續兩年六四晚會被禁，追求和理非的支聯會的起落，與民主運動血脈相連。今年的主題是「為自由‧共命運‧同抗爭」，32 年間這群人如何為自由抗爭，又是怎樣在本土思潮來時退居二線，卻在國安法生效後，被推回火線？

火紅的七十年代，學生一度掀起保釣、「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奠下學運抱民族感情而生、愛國反殖的基礎。

1989 年 4 月 15 日，隨胡耀邦逝世，北京大批學生經一輪悼念後，發起「反貪污、反官僚」的和平抗爭、罷課活動。追悼會當日，十萬人在天安門與過萬武警一度對峙。「四二六社論」翌日，北京學生呼籲不同院校學生集合，到天安門廣場抗議。

隔着二千公里，香港學聯帶頭遙遙呼應廣場上的學生，亦派代表上京。

時任學聯成員蔡耀昌憶述，聽聞武警將出手阻止北京學生示威，學聯便打算早上九時，去灣仔新華社示威，要求見時任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希望北京不鎮壓學生。他們由十多人漸漸結集了三四百人，佔據了行人路。到了黃昏，得悉北京學生成功到了天安門廣場，香港新華社前的人群才散去。當時蔡耀昌連什麼是《公安條例》也不知道， 有外籍指揮官被記者包圍時則指，雖然學聯沒有根據《公安條例》申請集會，但不會提告。

5 月 4 日，十萬北京學生遊行至天安門，紀念「五四運動」，香港 13 間大專院校學生亦各自由校園出發，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有三千人參與。

這次遊行，創下學運新紀錄，亦揭起香港聲援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開端。要知道，八十年代的社運，通常不過數百人參與，即使是七十年代著名的金禧事件，最高峰集會也僅萬人。

5 月 13 日，北京學生在廣場絕食，呼籲 5.17 舉行環市大遊行，學運爆發成全國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16 日，香港學聯同樣號召學生至新華社門口絕食，呼籲罷課，又宣佈翌日遊行。當日早上，蔡耀昌與時任秘書長陶君行收到警方電話，相約跑馬地警署會面，指揮官詢問遊行路線，二人說打算經維園、軒尼詩道轉出新華社 — 是破天荒首次經軒尼詩道遊行 — 指揮官指擔心有人情緒激動打爛金舖，反建議去禮頓道一帶，實地考察，蔡耀昌覺得沿路冷清，便不願談下去。

17 日黃昏，在維園遊行起點，指揮官來問蔡耀昌：「你係咪要行軒尼詩道？」他答是，對方就說：「畀十分鐘我哋準備。」最終遊行人數眾多，甚至佔據了新華社外的皇后大道東行車路，警察也幫忙開路。

由始至終學聯都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其後多次遊行均只知會，沒有申請。不過八九後，寬容不再，抗爭便多次受警方以《公民條例》阻撓，學聯亦多次衝擊警權，成為日後公民抗命的方式 — 1992 年六月，警方已以非法集會控告三名在六四悼念晚會後，在新華社前示威的三名學聯成員，即使他們非組織者 — 蔡耀昌是其中之一。

在打壓下，遊行集會的權利此消彼長，一再推進，十四年後，蔡耀昌成為民陣召集人，在零三七一遊行，五十萬黑衣人如潮水聚集之時，宣佈遊行正式開始。

直至 5 月 19 日當晚，北京宣佈戒嚴 — 適逢絕食中的香港學聯成員分身不暇，民促會才首次主辦遊行，然後支聯會才真正誕生。

支聯會的班底來自民促會。八四年一場討論政制改革、《基本法》起草的高山大會後，由李柱銘、司徒華等人為首，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誕生，是香港第一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的前身，創會宗旨為「本地優先」、「關注香港內部事務」，推進民主運動，經常聚會討論「190 人方案」。過去成員張文光受訪時曾提到，對於八九民運，起初會內共識傾向低調，直到杜學魁（教育家、時任立法局及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的丈夫）說：「中國發生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民促會』仍然在問香港民主派應否介入，我覺得不恰當，我會退出『民促會』。」自此，香港民主派才決定介入，支持中國學生民主運動。

5 月 20 日，天文台宣佈懸掛八號風球。何俊仁曾與司徒華通電話是否繼續進行集會，最終決定「幾多人都去」。孰料，維園人群多得水洩不通，傾盆大雨下，即使身穿雨衣仍渾身濕透，數以千計的人走到新華社分社前聲討李鵬，高呼「鎮壓民運、不得好死」，何俊仁記憶中，第一個上台發言是民建聯昔日核心分子程介南，高呼「打倒李鵬」。

皇后大道東的斜路上，雨水奔流瀉下，約五萬人仍不屈地在門前抗議。

5 月 21 日百萬人遊行，人潮如鯽，跑馬地馬場廣告牌打出高舉「緊急愛國行動」的字樣，人群高舉「李鵬李鵬、豈容你專橫」的白底黑字巨型布直幡。

當晚，李柱銘宣告「香港從此不再一樣」，告別馬照跑、舞照跳的舊日價值，支聯會正式成立。

自五一，王丹宣讀《告香港同胞書》後，香港的遊行集會已越見頻仍，市民愛國激情如火如荼，接力持續多月仍未停歇，迸發的群眾力量前所未有地強大，各區自發舉行遊行集會，許多或未被報章記載 — 支聯會義工關振邦接受中大學生報《八九民運二十九週年特刊》訪問時就追憶，早於 5 月 20 日，屯門安定邨已有街坊以大聲公呼籲街坊落樓，在區內遊行。

現支聯會常委黃志強亦記得，深水埗區議員曾舉辦遊行，屋邨居民參與，晚上由楓樹街遊樂場出發，數千人齊步走至九龍塘新華社分社。

5 月 28 日支聯會主辦「全球華人大遊行」，破紀錄 150 萬人參與，走上東區走廊。同日，翻查《文匯報》、《華僑日報》報導，沙田、屯門、粉嶺、葵青、大嶼山亦有地區遊行，十萬人參與；沙田話劇團在德輔道中匯豐銀行前上演民主話劇；甚至有天主教徒祈禱集會。（詳見《立場》製作地圖）

香港市民遊行集會中，隨處可見「聲援絕食學生」、「中港民主一家」的牌子。

遍地開花的地區遊行，自八九民運後絕跡，直至 2019 年反送中才再現。

5 月 20 日，在組織嚴謹的支聯會成立前夕，最草根、最具「無大台」色彩的組織「民主台」誕生了。

那一夜，新華社對面伊館一條小巷，數十至一百名小市民自此聚集起來，每晚凌晨通宵聊天 — 地盤判頭、現東區區議員曾健成是其中之一。成員高峰時多達六百人，有的士司機、地盤工人等。一切都如有神助，連電力公司也支持民運，打一個電話向港燈申請電力，民主台馬上已有獨立電源了 。

27 日，民主歌聲獻中華後，李卓人代表支聯會將籌得的百萬元款項帶到中國，卻在 6月 5 日回港班機上被公安捉下去。何俊仁、司徒華來回港督府、新華社營救李卓人之際，五千人灣仔新華社外聲援，曾健成也在其中。「我哋冇任何擴音器，當時指揮官貝利警司主動俾個大聲公我，佢知道我控制到群眾。」曾健成自言當時如「廣場總指揮」，當時豪氣地高呼調一半人到港督府靜坐聲援，一呼百應 — 今日當然難以想像。

翻查《華僑日報》報導，六四當日，支聯會辦「黑色大靜坐」，三十萬人參與，隨後環市大遊行亦有過百萬人。

悲憤之下，曾健成說：「我哋（民主台）亦都號召左幾千人過文錦渡行過去（邊境）……」自然失敗了，「跟住呢一架架大巴，嗰啲大貨車過嚟車啲人走。」回看起來，有些像今日的「家長車」。

那段日子，每晚均有各界市民來新華社前聲援，民主台為例，一呼籲要水，市民送來一箱箱蒸餾水；紙不夠，數十箱電腦紙就送來，連大富豪夜總會也送來三百個飯盒，市民想捐款，曾健成說不收錢，送去學聯和四五行動……

6 月 7 日，支聯會原本號召三罷，分為八地點進行，抗議中共武力鎮壓學生，司徒華亦與工商界討論過罷市一日。

前一晚卻意外迎來運動轉捩點。

綜合無線電視及報章報導，當日凌晨旺角一帶，有數以千計的客貨車慢駛抗議，亦有數以千計市民騷動、與警察對峙，有人針對中資銀行撬開鐵閘，警方發射 49 發催淚彈，拘捕 15 人，事件被稱為「碧街事變」。

凌晨六點，司徒華經香港電台發放錄音，決定取消三罷。

自傳《大江東去》中，他寫道，當日凌晨一點多由新聞得悉旺角騷亂，尚未知詳情，到凌晨三四點，行政及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來電，指由警方情報得知，有七八十個可疑的精壯男子由深圳持雙程證來港，混在人群中向警方擲石、燒車、引起騷亂，司徒華便與支聯會常委商討。時任副主席李柱銘曾在訪問中指，眾人憂心六七暴動重演，才下此決定。

事後，時任九龍區總指揮官說滋事分子有組織、不排除有黑社會背景，司徒華一度譴責滋事分子破壞香港民主運動。此事真相，成為他的終身不解之謎。自傳中，他又提到九七回歸前曾追問李明逵，「碧街事變」被捕者沒有上庭，沒有判罪，去向如何，對方說英國人把檔案全帶回國了。司徒華仍相信是國內派來的人，伺機製造動亂，打擊支聯會。

即使三罷取消，不論左中右，仍有公司、商店、甚至中資機構休業半至一天，港交所開市前亦默哀三分鐘，全港停課一天。在新華社外，民主台那邊保有一個祭壇，前來鞠躬、獻花、放花牌的公祭人潮由四方八面湧來，水洩不通。曾健成記得，當時的人群，排隊兩小時多才能獻花，他們最後收集了三百萬個簽名，簽名紙裝滿了七個紅白藍膠袋。6 月 8 日眾人在貝利警司協助下，由殯儀館搬來三個焚化爐，在新華社外的大馬路焚燒簽名，以祭六四英靈。

群眾能量無從宣洩，運動迎來急煞停，參與集會的動員人數急跌。

此後的三十多年，香港再無真三罷。

何俊仁說：「支聯會就係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運動，扎根喺香港。」

6 月 11 日，支聯會全體大會中選出二十個常委，一共有 216 個屬會。

前常委張文光曾向傳媒說，早在 5.20 當晚已有共識，需要成立一個容許所有港人參與、不分政治光譜的組織，支持八九民運 — 當初的確有此需要，何俊仁曾提到，「支聯會」籌備委員會日日在教協開會密密斟，因需要向公眾籌款，需要新架構，成員由左派到托派均有，包括程介南、黎則奮、吳仲賢等人，當時連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亦有參加支聯會活動。

經連月討論，支聯會機制誕生，成員由團體組成，一個團體一票，一年選一次常委。每次常委選舉前，候選人需遞交政綱，然後舉行諮詢會，再投票，選出各職位。常委每月開例會，再在隔月一次的會員大會表決。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中提到，組織內部刻意保持鬆散、公開透明，開大會從來沒有秘密，僅選出信得過的人，反能有效以防共產黨滲透。

初初，支聯會真正不分左中右，直至其後迅速地，風向一變再變。六四屠城後不足一個月，教聯會程介南、公務員工會聯合會黃偉雄短時間內先後因不同原因請辭，不被列為第一屆創會常委 — 「民主台」曾健成、胡露茜後來才補上，加入支聯會。

何俊仁不奇怪，畢竟八九民運奠下了前所未有的社運規模。在他眼中，「 緊要過反送中，因為佢係全民參與，你記住左派都全力參與。全部啲銀行、《大公》、《文匯》出晒嚟，南北行、招商局多到不得了，全部左派都出去，所以點解咁傷，中共個統一戰線成個崩潰。當然國家機器好犀利，好快就咩（發動），嗰班人變面變得好快。」

回看 1989 年七月《鏗鏘集》「手牽手」，顯示支聯會與四五行動曾出現路線分裂，雖同樣愛國，但一方溫和，一方卻較激進。

碧街事變後，支聯會停了兩周無集會；四五行動則無間斷發起群眾集會，指會保持關注及長期鬥爭的心。

支聯會過半成員，包括司徒華，當時發起「港人救港運動」，要求政治保險、爭取居英權、加速本港政制民主化，保障人權。四五行動創始人劉榮錦則批評，國籍法問題是轉移焦點，「一旦變咗爭取居留權，削弱支援國內民運力量」，表明堅決與國內同胞站同一陣線，梁國雄亦指「中國有民主，港人才有民主希望」。不過，兩個組織亦一致認為中港經濟唇齒相依，若經濟制裁中國，等同殺敵一百，自傷一千，香港難以保持安定繁榮。

八九年九月，四五行動在新華社國慶酒會抗議，劉榮錦被警察毆打並控告四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襲警及非法集會，他回想時稱，司徒華想與他們割𥱊，因遭大會反對才作罷。

九七前，四五行動另一創始人梁國雄再受《鏗鏘集》訪問時，曾提出疑問：「民運或者群眾運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嘅時候，係咪必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法去做呢？有保留。」直至 2003 年，梁國雄才成為支聯會常委，政綱僅有一句「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三年後社民連成立。

眾政治組織中，支聯會是唯一致力支援中國民運的組織。

1989 年，六四鎮壓後，支聯會將抗爭變為新常態，幾乎每月舉辦遊行集會，每次均保持一至兩萬人參與。

直至六四一周年後，遊行集會轉為悼念活動，大眾亦意識到，中國短期內取得民主的可能性很低。

六四兩年後，1991 年司徒華接受《開放雜誌》訪問時，支聯會工作的重心由聲援民運份子，轉移至中國人權問題，但仍會幫助民運家屬解決生活困難，曾撥出生活費給經由黃雀行動逃亡來港的民運人士，安排初期往異國尋求政治庇護，又曾通過撥款 120 萬支援留法流亡人士。

與此同時，支聯會在文宣上，未有懈怠。反新聞封鎖部依靠義工勞力，持續每年寄數萬份國內民運有關的資訊刊物，往中國境內的地址，直至 2001 年網絡興起，才急跌至二千份左右。

支聯會算是國際線先鋒。人權及援助部一直收集了一千名被捕民運分子名單，方便提供資料，又設有海外聯絡部，一直撥款支持海外民運團體舉辦六四活動，建構網絡。1991 年，多個海外民運團體派 16 名代表到日內瓦遊說各國政府代表及人權組織，提供中國違反人權的資料，多國代表發言時譴責中國。同年支聯會發起聯署，反對秘密審判及要求釋放民運人士，收集 13 萬個簽名，委托遊說團體轉交人權委員會主席。到了十周年，支聯會首次派代表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有關中國人權狀況報告，成為聯合國的正式傳閱文件。

頭十多年，支聯會較活躍，直至 2000 年初，因長期入不敷出，開源節流，才大幅縮減資助海外團體舉辦六四活動的經費，主力提供影音資料。到了今日，僅不定時聯繫海外民運團體。

何俊仁解釋，聯合國游說工作機會不多，亦非支聯會主力工作，而中國本身沒有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九十年代較易製造國際壓力，為釋放民運人士斡旋，但隨時日過去，越來越難。

司徒華在《大江東去》說：「支聯會的支持者只有一個純真的理念，就是反對鎮壓學生的北京組織。」機制每年更新常委，「支聯會從不以自己的名義去派出參選人，或支援某一個政黨政團，因為成員中有不同的政黨政團，以免引起內部矛盾。」

前民主黨紀律委員會主席、現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承認，「歷史背景係喺民主派基礎上，孕育咗支聯會。」同時他亦補充，相較政黨或海外民運組織，支聯會內沒有爭權奪利，沒有內鬥，形容是「良心事業」。

支聯會與民主派聯繫甚強，雖然部份嘗試劃清界線或作出分工，如李柱銘做了一年創會副主席，便專注港同盟工作，但高峰期，民主派有一半立法會議員，身兼支聯會及民主黨成員兩職。

因為六四，民主派與中共決裂，司徒華與李柱銘自基本法草委被「炒魷魚」。司徒華回憶錄中又寫道，此事對香港人最大意義在於，「認清中共的本質，愛國並不等於愛黨，更不等於愛一個政權，是要愛我們的同胞。」

1999 至 2018 年來，司徒華、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派一共 18 次，幾乎年年在立法會動議「平反六四」，建制派議員均否決離場，政府官員不出現，議案全數遭否決。六四猶如建制派最大心結，何俊仁說：「我哋嘅責任就係話唔可以唔記得。」

既然支聯會愛國，那麼民主黨主流也是愛國的。

1996 年，何俊仁發起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又率領船隊由台灣出發到釣魚島示威；南京大屠殺 75 周年，何俊仁與一班民主黨成員在日本駐港領事館門外紀念，又曾在立法會數次提出議案，要求日本就侵華賠償；他曾去過日本為戰爭罪行受害人打官司，略帶不忿地說：「民建聯嗰班人冇人識講歷史……所以呢班人走來同我講愛國，共產黨呢班人。」

多年來，被批評大中華膠，何俊仁說：「正正就係認識國家、民族嘅苦難，先至有咁嘅感情。」會否自稱愛國份子？「我愛我嘅人民。」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愛中國民族，中華文化，「點解我哋唔鍾意用愛國呢個字，原因唔係對中國反感，因為呢個政權都唔係屬於人民，我唔想將佢撈亂。」

數算起來，支聯會的「愛國」開始不受歡迎，始於 2013 年六四周年主題「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撞正本土思潮興起，引發一系列爭議。常委徐漢光因傳送電郵要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反駁本土派意見，途中稱對方有「斯德哥爾摩症」，引發風波。最終會內有共識，他辭職，翌年重返支聯會再任常委。其後，丁子霖受訪時亦批評此主題口號為「愚蠢」。

回顧支聯會歷年六四主題轉變，由 1990 至 1993 年仍然以爭取八九民運政治犯人權為主軸，至 1994 年起，開始提及回歸，「毋忘六四 跨越九七」；至 2000 年後出現「薪火相傳」字眼，並回應本土及中國重大社會事件，2003 年加入「反對廿三」、2010 年要求「釋放劉曉波」；2015 年回應傘運，出現「全民團結爭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撐」等等。

支聯會參與人數多寡，像身份認同晴雨表。運動有高低潮，蔡耀昌預了要守，2003 年前六四燭光晚會人數仍是最多人參與的社會運動，其後隨中國經濟起飛、北京奧運，最低潮時僅 3.5 萬人集會，但 2009 年後人數忽然暴增四倍至二十萬人，後來到了本土浪潮質疑支聯會「大中華膠」，人數又少了。他認為香港社會積壓下來的問題更急需討論，無意駁火。「我哋平時都搞香港民主運動，我哋都唔係 365 日搞支聯會。」

麥海華認為，數以萬計的人出席燭光集會，是靠群眾堅持，而非靠支聯會力量。他們只能負責協調。「任何一個運動，維持咗三十幾年，由盛轉衰都係唔出奇嘅事啦……係應該讚嘆佢嘅持久力。」

2014 年，雨傘運動爆發，本土思潮更盛，支聯會遭受猛烈抨擊，例如被指「行禮如儀」。同年，有本土派另起爐灶在尖沙咀辦六四集會；2015 年，學聯決定不以聯會名義參與燭光晚會，四名學生代表在台上焚燒《基本法》，提倡「命運自主、港人修憲」，港大學生會則辦「守住香港」晚會。

2016 年，學聯更退出割𥱊，大專學界抵制維園燭光晚會，中大及港大另辦香港前途座談會，時任會長孫曉嵐認為，相比建設民主中國，港人應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自 2004 年起，中大新傳學院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曾多次在六四晚會進行民調。結果顯示，按重要性為晚會目的評分，「保存記憶」一直最為重要。相較 2014 年，2015 年受訪者認為「爭取中國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由五成下降至四成，而「爭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則由五成升至六成 —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又撰文指，本土派批評六四晚會「行禮如儀」，其實是因為不認同儀式背後的理念。

回應本土民意，2015 年的支聯會六四集會滲入雨傘元素，取消唱《中國夢》，改唱《撐起雨傘》，又邀請內地的傘捕者家人錄影講話。

2020 年起，支聯會年度主題首次出現「抗爭」、「自由」字眼，今年亦一樣。

時至今日，國安法壓境，不分黨派，均需直面中國共產黨，何俊仁認為時間已證明信念。「我哋相信香港嘅民主運動都係中國民主運動嘅一部份。」打壓前，真的無分彼此？何俊仁覺得苦難令民主派團結，但分歧仍在，只是不再互罵。「我只能夠咁講，你唔好以為你（政權）而家咁樣對付佢哋，佢哋就會同民主派擁抱。」

自二千年起，支聯會已提倡「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奈何面對新舊交替，本土思潮夾擊，誤會難以化解，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數起來，上一代常委多有中國經驗，幾乎天然愛國 — 民促會元老杜學魁來自內蒙古，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志業，司徒華出生時正值日本侵華，徐漢光則在六七暴動時，憤怒於同校的曾德成撒反殖傳單被判煽動囚禁兩年，也去了撒傳單，後來文革時在左校任教，覺盲目崇拜毛澤東太過，才漸漸遠離左派。何俊仁亦坦承，六四後在中國可進行的工作有限，不少常委曾被沒收回鄉證，如他至今無法入境中國，「不過有啲人道支援做到我哋都會做。」

與此同時，支聯會對中國人道關懷持續三十載，終於找到新生代接棒。

身為八十後，現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深刻體會到世代斷裂，不在於年紀，更在於中國經驗。「香港做社運班人係唔了解國內運動，係國家造成，民主派唔俾返去交流做嘢，好難跨越客觀條件上嘅認知落差。」

2014 年十二月，鄒幸彤在落選一年後，終於當選常委，任維權部。她的政綱一直強調，支聯會「支援的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只是六四」，因此需要更加了解國內形勢，不能被動地覆述新聞及網上資料，在中國民運中，必須主動建立網絡、認清位置、訂立議程和運動。

2013 年，習近平上台，自此中國公民社會空間不斷收窄，港人越難了解中國 — 她已看見困境。

00 年代初，鄒幸彤在劍橋大學攻讀地球物理學博士，研究地震，卻半路放棄，投身中國人權工作。小時候母親帶過她去六四集會，到人在異國她則觀看燭光晚會直播，自行辦艾曉明紀錄片放映會，搞活動邀請王丹等流亡人士演講，並創辦組織 UKCUTS，連結海外維吾爾族及西藏流亡人士。適逢支聯會「我要回家」計劃走訪英國八九民運流亡人士，她負責接待，因此與支聯會結緣。

汶川地震來了，她無法保持研究人員的冷靜，更關懷災難中喪生的人們，回港後在支聯會打雜，再從事關注中國勞工運動的組織，數年間頻頻往返中港，參與維權運動，又讀法律做大律師，直至 2019 年初被拒入境中國。

鄒幸彤見證，自習近平上台，由政治議題開始，「（中國政府）一個個議題掃」，NGO 被連根拔起，又現 709 維權律師案等，打壓越來越快，高調聲援不再可行。她曾有境內 NGO 的朋友在丈夫被捕後，國保住進家裡，睡她的床，貼身監視，不准聯絡他人，有的面臨酷刑，消失幾年是常事。剩下來的人便越加小心，越被打壓，越發孤立，運動越來越地下化，更難為運動爭取支持及資源，需要身在圈內，身在當地，才能獲得最新資訊。「嗰種（新支援）唔係支記元老可以做。」最教鄒幸彤沮喪的是：「唔係（啲人）勇唔勇敢，係好多勇敢嘅人拋個身出嚟，但做唔到，連時間差都唔會存在。」

支聯會的實務，包括支援中國運動。因名號在內地被禁，八九民運累積下來的人脈及經驗判斷，在全新環境下亦已失效，難以緊貼運動脈搏。回中國時，她從不使用支聯會身份，除非個案需要宣傳才高調做，否則一切低調進行，如 12 港人案，她捨棄大律師身份，在法庭外協助家屬跟進事件，給予意見。

香港人還是中國人？身份認同上，鄒幸彤坦承支聯會內部有「好大分歧」，「支記有支記尷尬，支記有朋友真係認同自己係中國人。」為做實事，支援中國民運，她強調不能排斥任何身份認同的人，「作為一個團體，就話我哋包容呢啲所有身份，只要件事值得做，認同中國人又得，香港人又得，咪照做囉。」

2018 年，她的常委選舉政綱提倡連結新生政治組織，「傘運社運版圖與三十年前不同，少有尋求與傘後團體合作，不能依賴創會時團體與網絡，必須發展新網絡。」

政治理念看似難以化解，她也明白外面「憎民主黨就憎支記」，但她沒有政黨背景，亦沒有私怨包袱，曾代表 2016 年旺角騷亂的被告打官司。私交上，她與陳皓桓也可相約飲酒到凌晨。

今年支聯會街站向市民派發電子燭光，並收集六四悼念冊簽名，群眾的熱誠超乎想像，很快派完，鄒幸彤感鼓舞。她說：「咁樣一拳𢱕落嚟，再唔團結就死，逐個擊破好易。一個人做唔到幾多嘢，搵同行者囉。」

八九民運後爆發移民潮，今日的香港，亦再現大規模的移民潮。

隨着所有民主組織均須面對國安法的紅線，遊行集會自由緊縮，支聯會不合時宜的愛國，終時窮節乃現。

2019 年十一國慶日遊行案，十名被告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李卓人仍然愛國，在求情時說：「我爭取中國民主改革已四十多年。這是我的苦戀，愛國是那麼沉重。我記得有位傷痕文學作家白樺曾悲傷地說︰『您愛國家，可是國家愛您嗎﹖』……如果愛國就是愛黨，那就輕鬆很多，只要跟著中共走。」

今年六四遊行集會均被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5 月 30 日原定的遊行日子，中大首個本土派學生會「星火」外務秘書、「開站師」創辦人袁德智發表文章《我曾杯葛支聯會六四集會　但今年我決定會悼念六四》，表明經 12 港人一役，開始反思六四。他稱不代表放棄本土路線，但認為現今不應再拘泥世代、派系、身份認同之爭，必須放下分歧。

在開街站被視為「行得好前」的年代，他說守不住如常的政治習慣，難談更多的政治行動，「悼念不再是單純的悼念，而是支援盟友的一種表達……亦是一場對香港人在國安時代是否還具有抗爭意志的政治考驗。」

撰文｜鄭祉愉

採訪｜鄭祉愉、蕭曉華

攝影｜Nash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