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刺客所行的道不管是成功或是不成功，其志向均是極其明確的，也沒有違背過自己的良心而行事，故不忘初心的刺客才能在司馬遷的筆下獲得極高評價。歷代文人均愛歌頌荊軻，為何？只因二字：俠義。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易水悲風：刺客荊軻》一書以荊軻在史書中的形象作為藍本，寫出這部還原荊軻形象的長篇歷史小說。太史公書立《刺客列傳》，只因為了公義而願意犧牲的人並不多，而俠義風骨在當世是極為罕有的。在這個小人當道、世態紛亂的時代，我們依舊渴望有如像荊軻般的俠客現身，以道義喚醒良知。

義可以是仁義、正義、公義、道義等，最能包含這些義的故事應該是武俠小說。但我對武俠小說興趣不大，我鍾情推理小說，尤其是Agatha Christie。因此我聯想到她的代表作《東方快車謀殺案》，這故事很有名，可能很多人已經知道故事內容，我認為可以從義節角度欣賞及思考。一宗發生在列車上的謀殺案，與一群看似互不相干的乘客，透過偵探白羅巧妙盤問偵辦，作者細膩的心理反應描繪，使我們在享受著精彩的閱讀過程中，發現這起事件其實是因為公義、正義與道義所致，而偵探白羅最終也以義去處理及結案。故事雖久矣卻從不過時，就是因為義是永恆的哲理。

說到「義」，人們或會想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或會想到「公義」，但更多時候會想到黑幫的「義氣」。當然，這種「義」也和「捨身」、「殺身」扣連在一起，不過可以衍生出不同政治性質的行動。不管行動所針對者為誰，都與暴力有關，可以是哥老會對抗滿清政府、親國民黨幫會對抗共黨工人運動，也可以是白衣人對付他們心目中的反政府示威者。在中國現代化的模仿對象日本，暴力對其近現代發展，尤其是政治及社會運動的發展，亦有着緊密的關係，然而不少論者或僅著眼於暴力行動背後的政治意識型態，或著眼於民眾在抗議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武力，或竭力維持日本人的進步、和平形象，一般都不著力討論「暴力」問題。

日裔學者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的專著《日本暴力政治﹕博徒、壯士、浪人、極道、暴力團》，就試圖勾勒出暴力在日本自幕末、維新至今的社會及政治運動中(從各種民權運動、地方叛亂、騷動、軍人政變到行刺活動)的關鍵地位。書中以一系「暴力專家」(specialist in violence，作者借用社會史家查爾斯‧蒂利術語)為研究對象，他們除了有我們熟知的極道(yakuza，即黑幫)外，還有武力維護地盤的博徒(即賭徒)、暗殺及騷擾外國人的志士、維新早期的壯士，以及浪跡於中國和朝鮮的浪人，二戰時的極右翼組織、戰後反共的極右翼團體等，我們可以在書中讀到這些「暴力專家」怎樣為各種政治意識型態(由反政府到支持國家主義、支持泛亞洲主義及反共等)展示一連串血腥行動的軌跡。時至今日，「極道」在日本政壇背後仍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似乎可以引證暴力與現代日本政治發展的確難分難離。

這本小說是馬家輝先生寫作中的香港三部曲之第二部，承接上一部《龍頭鳳尾》的故事，只擅長管帳的哨牙炳，本是平凡人一個，因緣際會下，竟成為了孫興社的龍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不容易等到了金盆退隱的一晚，忽然又橫生事端… 「道義」往往是黑幫故事強調的主題，貫通全書脈絡的也是一個「義」字：哨牙炳為了陸南才的兄弟之義，留在幫會中，拼命守住他的祕密；又因為與阿冰有著無法割捨的夫妻之義，一直想方設法離開幫會，中間經歷許多波折。即使是普通的人生，各種的恩義有時也會產生不同的矛盾衝突。 故事的時空背景設定於戰後至七十年代的香港，主要場景在灣仔，亦有部分在九龍寨城。除了關於黑幫故事的描寫外，還有大量的香港歷史敍述。作者仿如處身修頓球場的說書人般，將那二十多年的往事仔細道來，重現昔日香港的光景。

重溫那一頁卑瑣與光輝糾結的共生歷史，原來自由意志繳械的文明舞台上，是沒有公義可言的。本書深入探討了納粹占領巴黎後當地文化圈的眾生相。

一九四○年夏天，納粹鐵蹄壓臨法國巴黎，花都成為德軍「戰利品」。這座歐陸文化堡壘一夜之間風華隱暗，作家、畫家、歌手、導演等文化人士面臨最艱困的選擇關卡：抵抗犧牲？還是妥協求生？

選擇駐留巴黎者，必須在草木皆兵的繪聲繪影中，設法貫注生存的實質意義。人在屋簷下，時代的舞台布幕換成灰淡沉鬱的底色，但精采與光芒不曾稍減，夾摻了矛盾與衝突。有人加入抵抗組織爭一口氣，僥倖未死；也有人遭納粹逮捕，壯烈赴義；還有的人則未讓創作停擺，以才華娛樂敵方──跳舞女郎重登秀場、劇場重新開張、電影放映機再度轉動、親敵派及反納粹作家用筆墨決勝負。在那四年屈辱喪權的巴黎占領歲月中，門內猶見衣香鬢影，門外或許有另一位才子正被帶往集中營關押處決，隨風而逝……

作者是英國資深記者，他用二戰的豐富史料，大量採訪仍在世的書中人，是一本嘔心瀝血的紀實文學，今天讀來，令人更深刻了解到喪失公義後人性的黑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