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言，要香港告別「劏房」與「籠屋」，林鄭卻一改堅決執行中央意旨的硬朗作風，擴大演繹對方口中的「管治者」，不單指特區政府，還包括立法者、社會大眾等各個界別，「尤其是在房屋問題上，要真正『開天闢地』製造土地是需要全社會動員。」但社會大眾只是持份者 — 全社會動員的話，最弱勢一群，往往首先成為「開天闢地」的犧牲品，地主或原居民當然是例外 — 幹嗎一下子會變成管治階級，替林鄭分擔辦事不力的責任？

林鄭強調，每屆政府都很努力去處理夏寶龍所提出的房屋、就業等問題。言下之意，是這些管治難題，前朝也有份造成，不能只怪她一個。她似乎忘記自己當高官多年，十多年前做發展局局長時便曾經修例，降低強拍門檻，並活化工廈，幫發展商掃除用磚頭變錢的障礙，犧牲了租客、小業主的權益，以至手作行業或藝術工作者的未來。

這些升斗市民紮根社區，默默耕耘本土經濟，但在官方論述及港府國師口中，是欠缺市場競爭力的失敗者，早該被淘汰 — 雷鼎鳴在〈積極不干預與自由市場〉中重申一次市場不容干預的理由：「自由市場也是一種進化論式優勝劣敗的機制」。他當然不會提及市場有幾暴力，弱肉強食有幾嚴重。

政府硬搶地的歷史正在重演。在增加房屋供應的聲音下，四座出租率高達 97% 的工廈要在短時間內清拆，大量租戶被迫遷，失去立足之地，隨時手停口停；另一方面，市建局趁機加快與發展商合作，罔顧原區安置的基本需要，罔顧庶民事業本身是文化資產，一律看成發展障礙，越早清除，越早重建成豪宅賣錢便越好。裕民坊小商戶慘成苦主的經歷，很快遍及九龍城及油尖旺。

事情不該如此。當年林鄭有時間、有能力做好規劃，把足以應付未來需要的生地變熟地，但她沒做好份內事。她和共事過的高官推出種種措施（例如曾是民主派大腦、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早年便支持她推行一筆過撥款等新自由主義措施），根本無助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還不斷加劇香港的貧富懸殊 — 已去到最低 50% 總收入不及最高 1% 的地步。搞出爛攤子，林鄭怎樣 spin 也無法推卸所有責任。

土地房屋問題困擾香港多年，十年前便有一條叫 King’s Cube 的短片，在 YouTube 廣泛流傳；片中主角諧仿地產商的促銷手法，推介板間房，諷刺港人越住越狹窄的荒謬現象。誰料現實更荒謬，其後納米樓大行其道，而且是由理應改善港人居住質素的巿建局帶頭推廣，價格更屢創新高，北角便剛剛有一個 248 呎連天台的單位以 1,250 萬售出。本質上，跟不人道的「劏房」問題相同，都是政府和社會上的意見領袖長期迷信市場，縱容強勢地主／業主予取予求所造成的惡果。

這樣說，並非要求社會走向另一極端，靠大政府解決民生難題。現實世界不是王于漸、雷鼎鳴這些經濟學者所講那樣，只有巿場和政府兩個部門。讓民間社會介入，形成三方的良性互動（土地大辯論縱有很多隱藏議題，但不失為新嘗試），自會碰撞出合符動態均衡的解決問題方法。但過去多年，本地主流經濟學者 — 包括一班港府國師，扮演著理論導師的角色，以其學術權威，充當理性代表，左右政府施政。受其鼓吹的市場至上論述所影響 — 實際上是擁護市場上的大阿哥，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 地理學者這些真正專家反而被排擠到公眾視線之外。

主流經濟學者大多把土地房屋問題歸咎於供應不足，結論指向所謂拆牆鬆綁，很少觸及土豪霸地自肥、地產商囤積居奇的問題，甚至視之為有益經濟發展的市場行為，與財演口徑一致，賦予其正當性：「發展商要對股東負責，囤積居奇把利潤最大化無可厚非。」關乎居住權或土地公義的爭議 — 譬如照顧權貴利益而對收回粉嶺高球場敷衍了事 — 他們就視若無睹。他們會和發展商、地產代理同步關心祖堂地，要求掃除發展障礙，但又選擇性失明，對丁權背後種種不公義問題三緘其口。早前柏傲莊三期要拆卸重建，市場上亦很快便有多位經濟學者出聲，力撐發展商危機管理做得好。

其中一位是經濟學者莊太量。莊太量是經濟學界 KOL。2019 年 7 月 25 日，他接受《明報》訪問，承認樓價非一般港人可以負擔。到底點解搞成咁，是否以往政府縱容發展商竭澤而漁之過，訪問中未見提及 — 主流經濟學者不會認真檢視自己主張的功過和利弊。莊太量只是建議政府改弦更張，透過填海及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大量建公營房屋，以顯著低於私樓的價格售予港人 — 這和王于漸所鼓吹的租置 2.0 不謀而合。前中大校長、經濟學者劉遵義（另一重身分是資審會的非官方成員）今年 7 月亦曾撰文談香港貧困的原因，是住房成本過高；而住房成本過高，皆因土地供應不足。但真的是這樣嗎？

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報吿指出，全球債務總額在 2020 年達到創紀錄的 281 萬億美元，是世界生產總值（GDP）的 355%。中國經濟學者易憲容分析，這會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氾濫，讓大量熱錢於各地市場快速流竄，追逐高風險投資，成為當前全球各種投資炒作盛行的重要根源。

香港是資金進出的自由港，情況自然特別嚴重。「香港土地問題不是供應問題，而是沒好好利用土地，沒有做好規劃。」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在土地大辯論期間接受《明報》訪問時，直指「香港缺乏土地」只是一個規劃迷思，「香港面積 1,104 平方公里，已發展地區面積 25%。減去逾 40% 郊野公園、保育地帶，理論上仍有約 30%土地。我們怎麼可能是欠缺土地呢？」本土研究社三年前亦指出過，有 4,000 公頃已空置、建築工地及其他土地，若充分利用這些已平整的空置土地，可提供現時公屋 2.4 倍的建屋面積。而且尚未計算 261 幅空置官地、1,000 多公頃軍營以及 800 公頃棕地。數字擺在眼前，政府又好，地產商及其喉舌又好，都必須正視。假若仍聲稱香港不夠地，要造地，那就應該首先指出它們不準確的地方。但撐移山填海的人沒有這樣做，只是不斷轉移視線去打城規會之類的稻草人，當然也毋視全球印銀紙多年所造成異常強大的掃貨需求：你起樓再多，能較各國央行印銀紙印得多嗎？

土地問題的關鍵，根本在於政府有否決心在太歲頭上動土。前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前年指出，大發展商持有約 1,000 公頃新界農地。只要善用《收回土地條例》，有機會最終做到 450 公頃，對紓緩房屋供應有很大幫助。這時候，又會有財演或經濟學者撲出來，呼籲各方不要「鬥地主」或「仇富」，他們亦擔心政府會被發展商告上法庭。但黃遠輝認為，幾乎每一日都用緊收地條例，一直行之有效，只要符合公眾利益，法律風險其實不大。現在社會氣氛跟當時又有所不同，新常態下，發展商挑戰政府決定的機會，更加近乎零。

地產建設商會曾經解釋，「囤地」是誤會，問題在於發展土地的程序冗長。農地轉換牽涉政府多個部門。由政府到經濟學界 KOL 都同意這套講法（或巧合地想法一致）。莊太量接受《信報》訪問時便說，發展商持有的地皮，大部分周邊都未有任何基建設施。這套說法的漏洞，在於抽空語境，渾水摸魚。有些條例太繁複，並不出奇，但有些基於環保，基於土地多元發展需要而設立，背後體現不同的社會價值。但經濟學者毋視這些差別，一概而論之，在市場上形成去規管化的聲音。客觀效果上，是為地主製造有利環境，促使政府出錢出力興建道路網，搞好基建，使其囤積多年的農地在新規劃下跑出，大升值，進而套現。這其實是獎勵囤地的行為。

立場與地產商巧合地一致的經濟學者，還有一個共通點：藉詞市場不容干預以免損其效率，反對空置稅及各種保護居住權的措施。但所謂效率，其實體現在市場上強者壓榨弱者之上，越有效率，弱勢者越慘。終於巿場吃人吃得太厲害，連莊太量這些專家都聲稱要改弦更張，但怎樣改，都不會建議從有損富裕階層利益的稅制改革入手。他們根本很少談及貧富懸殊問題，不會考究香港變 K 型，是否就是市場調節的結果，反而走去歸咎規管太多。換言之，他們整套論述是不會被檢驗真偽，像教條一樣，形成一個永遠自圓其說的封閉系統。他們所謂改弦更張，只是換種說法推銷新自由主義的方案，賤賣公共資產給市民。領展的經驗早已說明，公共資產私有化只益了地產金融大戶，他們當然避而不談。

地產界老行尊潘慧嫻女士在十一年前的著作《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中文譯名《地產霸權》）中，分析地產商「農地及改用途的魔法」，直言農地修訂契約，將地契中規定的農業用途，更改為住宅或其他用途，程序很簡單。比較難搞的是，地皮的計劃用途不符合所屬分區計劃下許可的用途，發展商先要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就計劃用途申請規劃許可。但為何會有「較繁複」的程序存在和出現呢？追本溯源，是由於地產商早年在新界以微不足道的價錢囤地，任其曬太陽二三十年也不怕，等待時機，把原本無開發價值的農地申請重新規劃，用 補地價方式（不用在拍賣場上高價買地）改變土地用途。那時偏遠農地便一登龍門，升價不知多少倍。這些操作方式，是大力要求政府拆牆鬆綁、生安白造甚麼「城規霸權」、「祖堂霸權」的經濟學者不會告訴公眾的。（本土研究社最近有一個案例：〈地產商疑似「橫刀奪地」離奇事件簿〉可用來參考）

2019 年諾獎得主班納吉及杜芺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書中指：拙劣的經濟學支持政府為有錢人大幅減稅，同時壓縮社會福利，理由是政府無能腐敗和窮人懶惰，最終製造出貧富不均嚴重加劇、民眾憤怒倦怠的當前僵局。他們並警告，忽視世界各地貧富不均嚴重惡化、隨之而來的社會分裂加劇，以及迫在眉睫的環境災難，拖延了必要的行動，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後果。可恨是，香港過去多年充斥著他們口中的「壞的經濟學」。

劍橋經濟學者張夏準說得好，別迷信學者專家與技術官僚。他說，經濟學是一門政治論辯之學，它現在不是科學，未來也絕不會是。這門學問並沒有客觀真理，完全不受政治判斷、道德判斷左右的那種真理。聽到任何經濟主張，你都要問：「誰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