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美輪街是一條石級樓梯。在荷李活道那端沿樓梯下行，第一條冷巷轉左，便是這店。

我推開木框玻璃門的時候，Ben 正坐在高腳椅上看書。書是 Virginia Woolf 的 Mrs. Dalloway。那是他第三次翻閱這本寫於 1925 年的意識流小說。

他看見我，暫時中斷意識流，打聲招呼，便讓我在鏡前坐下，圍上斗篷，準備剪髮。

如是我又想起兩年前一個晚上，我推開同一道門進入同一家店。一進門看見黑面的 Ben，便暗忖不妙。店內人多，早到的人有位可坐，稍遲一點，便要坐在地上，或者站著。也有人站無可站，緊挨著情人。每人手上捧一杯酒，沉迷地注視結他手。如今我剪髮的位置就是當時結他手演奏的地方。他玩的是甚麼音樂，我已記不確切。不過肯定是爵士沒錯。在這店演奏的，大多都是爵士樂。

一曲演罷，全場鼓掌。這時候 Ben 用簡短的英語說：「今天沒有了。就這樣結束。我要關門了。沒有音樂了。」

大家便有點不知所措，你眼望我眼。就連結他手本打算送給觀眾的笑容，也僵在半空，不知該不該收回去。一個熟悉 Ben 的朋友嘗試壓低聲音打完場：「大家聽得高興，幹嗎要這樣做呢？」

Ben 又道：「沒有音樂了。今天要關門。」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他問。

「你不要再說了。」

聽 Ben 語氣強硬，那朋友就知道他真的氣了，只好收口。

「玩多一首，最後一首。玩完就收工。」Ben 宣布。

「那麼……這是今晚最後一首歌。」結他手說。語調帶著無奈。他大概從來沒有試過，一場演出要以這樣的方式作結。

沒有觀眾向 Ben 投訴，或要他回水，或聲稱要向消委會告狀。一曲作結，人們魚貫離去。三分鐘後店就只剩下 Ben、我、和那勸過他的朋友。

那夜，我們開了兩支紅酒。我們聊了很久，直至凌晨一點左右。

兩年後的今日我又回到這店。這兩年間，我換了四副眼鏡、三部手提電話、兩份工作。而店還是老樣子。它的燈光還是一樣昏黃，自喇叭流淌的還是一樣的音樂。牆上還是那些攝影作品。Ben 還是 Ben，他還是穿那件灰色襯衫，米色布褲。一頭短髮還是那樣，黑白斑駁，既沒有變老，也沒有變年輕。每當他拿起電話筒，還是可以聽到那句熟悉的話：

「Hello, Visage One?」

然後告知客人周六演出安排。

彷彿在 Visage One ，時間以不一樣的方式流淌，或不流淌。

「剪完先洗頭。」他說。

在許多人眼中，Ben 是個怪人。他活著的時空就好像啫哩糖那樣凝固在某處。二十年來他沒有使用手提電話，沒有上網。他沒有名片，店舖也沒有招牌。雖然每逢周六有音樂演出，但你不會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找到演出時間表，除了 Ben 自己的筆記。想知道下個周末駐場的樂手是人是鬼，是老是嫩，你只能打那 2 字頭的電話詢問。當然預約剪髮也是同樣。

Ben 一天最多為五個客人剪髮。每日六點鐘起床，從中環的家坐車到深水灣游水，大約九點左右返回市區。十一點開舖，十一點至十一點半收拾，掃地，洗廁所，然後才開始為第一個客人剪髮。客人早到的話，他不喜歡的。剪髮一般要用一個小時，但他通常會預一個半，好確保前一個客人走了，下一個才來。

最後一個客約在七點。剪完，八點左右，正式完成一天工作。心情好的時候和客人喝上一杯，聊天。客人忙著，或者唔啱 feel，也就罷了，隨緣。吃飯，回家，睡覺，明早六點起床去深水灣游水。一周七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Visage One 搬到這個街角，恰好十年。

只有星期六，Ben 會早收工，好準備晚上把店面改裝成酒吧。雖說是改裝，其實把鏡子收好，桌椅拉出來，就是酒吧了。八點鐘，樂手開始準備。八點半，聽眾到來。到來的聽眾推門，會看見沒有酒牌沒有侍應，只有 Ben 一個人在看書。

於是第一次來的人客半信半疑。

「這裡是有音樂演出的，對吧？」他們大多是經朋友口耳相傳知道這個地方。也有一些是看了 Timeout、CNN 或者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報道找來的。

「對。」Ben 說。

於是他們進店。

「有甚麼喝的？」

「紅酒，白酒，啤酒，威士忌。你想要甚麼？」

你說你想要甚麼酒，他倒給你。

「幾錢？」

「無酒精飲品六十元，有酒精飲品七十。」

你掏出錢，他卻不收，讓你放進擱在一旁的玻璃瓶裡。Visage One 只招待朋友，不做買賣。

「第一次來吧？」

「是的......」

「跟你講講 house rule：樂手演出時，不可說話。休息時才可以。」Ben 說。

「OK。」來客應道。然後饒有興味地舉目四顧，又補上一句：「Amazing。」

七月二十五日的那個夜，有兩支結他、一部低音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叫阿聰，兩支結他一支叫阿崔，一支叫 Teriver。主力是 Teriver。那是他第一次在 Visage One 演奏。他說 Visage 的文化獨一無二。Ben 的身份也不像一般酒吧老闆，而更似壽司店的板長。聽眾到來，只能點一樣菜：おまかせ（omakase，大廚話事）。因為他們總是不知道自己將會聽到誰的演出。然而他們還是來。他們相信 Ben 的口味，喜歡 Ben 的地方。

那夜的おまかせ有 Teriver 和阿崔作的樂曲，也有 cover。曲目是 Teriver 為 Visage One 量身訂製的。畢竟這裡的氣氛以至觀眾，都和其他 jazz bar 不一樣。

「很少地方的聽眾會不聊天，認真聽。」Teriver 說。「這讓我們有機會做些比較 sensitive 的音樂。」

演出在九點鐘開始。一般來說未到十點便會爆滿。幸運的話你可以勉強推擠進來。遇上熱門樂手，便只能在門外等候。你不想等，要走，隨你的便。Ben 可不管這些，對他來說，Visage 是他的私人時間。你來聽音樂，飲杯酒，他歡迎。但他不是 Bartender，更不是阿四。你千萬不要向他叫喊：「伙記，比兩支藍妹。」

你也不是顧客。你是人客，Ben 是主人家。這是 Ben 的生活，而你只是在某個星期六晚上，走進他的生活的一個萍水相逢的人。

剪髮的時候，Ben 會想要了解這個萍水相逢的人。

梳與剪刀在我的髮梢來回游移，除此以外別無其他。他不玩花巧。除非特殊情況，否則他不會給你電髮染髮。他也不給你剷光後腦勺，不給你削好像外星麥田圈那樣的坑紋。因為他深信，髮型的美學不在花巧，而在匹配。哪怕是最基本的髮型，只要真正適合一個人，最輕微的擺動也會給人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年頭，很多人早已忘記最基本的東西。」他說。

他追求那種感覺。他追求那種物事的內涵、價值、意義。

60 年代，地球上曾經有過一夥人，專注追求物事的內涵、價值、意義。這夥稱之為 Hippies 的青年把他們熱衷的一種次文化，從美國帶到全世界。他們反中產，反建制，討厭中產附庸風雅，痛恨建制操控生活每個層面。他們學 George Orwell 諷刺建制為「老大哥」。他們愛好和平，沉迷東方哲學，主張性解放。當中一部份 Hippies 吃素，也有一些 Hippies 吃毒品。

Ben 不吃毒品，但他是 Hippies — 或準 Hippies。60 年代，十多歲的他住在石澳，早上起床跟朋友去大排檔食早餐，一齊聽音樂。聽 Deep Purple，聽 Jimi Hendirx。

無心機讀書。下午躺海灘撩女仔。太陽落山，吃完晚飯，幾個人聚頭一起飲酒，講音樂，談政治。

「談甚麼政治？」我想像在旺角佔領區，街燈下的青年人們講普選、反赤化。

他的剪刀停頓半秒，一笑。「嘿，好幼稚呀，講尼克遜、越戰、水門事件。」

「不講香港政府？」

「無政府狀態！只有石澳居民會，沒有香港政府。」

其時香港環境好，搵到錢的人多，發了達的，一個唔小心，又買咗間 house，要搵人幫手搬泥上漆，Ben 便跟朋友去做。出糧逐日計逐日清，無拖無欠無走數。做兩三個禮拜就夠 hea 兩個月。hea 到無錢就去打工，打夠了便又去海灘曬太陽。也有段日子，他曾經學過剪髮，但做一兩年又無再做，跑去歐洲流浪幾個月。花光花淨，再回來打工。

Hippies 不追求金錢，不追求物質，只追求快樂與自由。

「日日對住個海，陽光與海灘，你都唔做嘢啦。」他說。

細碎的頭髮在我額前掠過。

「香港一向最重要是讀完書，賺到錢，娶個老婆，光宗耀祖。你只代表你祖先。」Ben 道。「但對 Hippies 來說，你代表你。」

「但今天好似已經好難咁 hea。」我說。

「係呀，依家無得 hea 啦，難搵工嘛。」

如此徜徉走過六七十時代。

尼克遜在 1974 年因為水門事件下台。八個月後，越戰結束。美國不再為那場與他們無關的戰事徵兵，於是 Hippies 也剪去長髮，穿上西裝，走進上班族的洪海。八十年代，Ben 覺得自己 hea 又 hea 過，出國又出過，雖說人生不是像鑽石璀璨，但該經歷的都已經歷過，就有了想落地生根的念頭。

1991 年，他與朋友在石板街合資開了一家名為 Visage One 的髮型屋。那時候的 Visage One 還不是現在的 Visage One，而是一家典型 salon。髮型師也有好幾個，不像現在，只有 Ben 一人。一年後，他又在石澳開了一家 café bar，叫 Visage Too。雖說是 café bar 但其實看上去更像客廳。沒有飛標，沒有骰盅，沒有大電視。有的只是簡潔樸實的木質傢俱 — 今日的 Visage One 依然保留這一點。

老文化人劉健威是 Visage 常客。這些年來，他在《信報》專欄《此時此刻》曾經多次談到這店，說它是「一個非常波希米亞的空間」，「是本地文化圈小小的傳奇」。當年的 Visage Too，不僅擠滿石澳居民，也吸引許多文化人駐留。曾經有過一夜，劉健威在 Visage Too 搞過一個活動，叫「黃梁一夢」。梁是兩年前仙遊的也斯老師梁秉鈞，他在那夜誦詩。黃有兩個，一個是黃永玉的女兒黃黑妮，她做意大利菜。另一個是黃仁逵，他演奏音樂。

「那是一家唔似酒吧的酒吧。」黃仁逵回憶說。這個曾為《圍城》、《江湖》、《半生緣》、《女人四十》等電影擔任過美指的創作人，尤其鍾意錯置美學。不應在某個時空出現的偏偏出現，應該在某個場所看見的偏偏看不見。或許出於這個原因，黃仁逵特別喜歡這店。好多個晚上，他在 Visage Too 碰上玩音樂的朋友，興之所至，拿起結他就跟他們 jam 歌。最初 Ben 只在店內留一張桌子給他們玩玩，很快便自然生成為一個逢周六上演的 music session。那是一個屬於樂手自己的 music session。平日他們在外頭，做酒廊的要娛賓，彈幾萬次 Hotel California；做唱片的要滿足樂迷，弄他們覺得太無聊的 K 歌。工作上演的都不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

但是在 Visage，他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Visage 的音樂傳統就從這裡開始。當時幾個樂手在那石澳小店玩的爵士樂，後來成為了 Ben 一生追求的音樂風格。也是在那裡，他意識到爵士樂的本質，有別於 Rock 甚至 Blues，一定要安靜、細心聆聽。

但要安靜、細心聆聽音樂，是否等於要去大會堂？這個問題在十年後成為了今日 Visage One 的基礎。他一直沒有告訴黃仁逵，是因為他，自己才明白音樂不一定要在音樂廳或者酒廊發生。音樂不一定要射燈，不一定要舞台，而是可以像 Visage One 那樣親密，樂手與觀眾只有兩呎之隔。沒有打爛結他，沒有握手，沒有除衫向台下拋，沒有「山頂嘅朋友你哋好」。

「Just as friends。」Ben 說。

在不一樣的地方做音樂，可以做出不一樣的味道。

1995 年，Visage Too 被投訴擾民（黃仁逵說，其實是因為對面舖老闆想買起 Visage Too 自己做），無法經營下去。Ben 想保留那自然生成的音樂文化，於是把它帶到 Visage One 髮型屋，開始了髮型屋 X 音樂酒吧的混雜經營模式。1998 年，Visage Too 曾經在儒林臺重生過一次。一年後再被投訴，酒牌也遭吊銷。結業。同年轉而在荷里活道閣麟街交界再開 Visage Free，只開夜晚。兩百多呎的空間，頂多坐四十人。還是有文化，有藝術。一周三晚演爵士樂，一晚有個叫 Outlook 的環節，讓客人借醉上台，朗誦自己創作的詩篇。

新店叫好又叫坐，只是不夠坐，滿坐也不賺錢。一人點一杯酒，坐足全晚，Ben 又不趕客，生意很難做。屈指一算，自己開 Visage 酒吧已有十個年頭，有點累了，便盤算著結業。2002 年，Visage Free 易主，改頭換面成 Chapter 3。那是真正的（媚俗的）酒吧。不再是那回事。自此 Visage 酒吧再也沒有出現。

但 Visage One，那家既有音樂又有酒的髮型屋，雖然換過幾次地址，但從來沒有消失過。今日，黃仁逵仍是 Visage One 的常客，儘管他不是每個周六都出現。不出現不是不想去，而是因為 Ben 堅持不肯收他錢，而他又不是一晚僅一杯酒下肚的人。好像總要人請，不太好意思，索性不去。

倒是剪髮，黃仁逵還是讓 Ben 剪。他在這裡已經剪了近二十年。在 Visage One 剪髮的大多是像黃仁逵那樣的熟客。若不是熟客，就是熟客介紹。至於職業階層，林林種種。有文化人，有 CEO，有打工仔，有學生。有些舊客移民外國，每年回港一兩次，還是念舊，找他剪。也有些遊客，不知從哪裡得知有這麼一家奇妙的理髮店，拜託酒店幫忙預約恤髮，當做旅遊節目。

在 Visage One 剪髮不便宜，一次五百元左右。我窮，不可能常去。一年多前去過一次。當時剛從紙媒走入網媒，工作步調大亂，一時喘不過氣。去找 Ben，與其說是想剪髮，莫如說是想跟他談談，好尋回自己的步調。

如今我又坐在這裡。我透過鏡子看我自己和 Ben，他在我背後轉在轉去。Ben 跟我解釋，剪髮首先要考慮 foundation：髮質、面型、風格、氣質。根據這些 foundation，他為客人配搭合適髮型。觸摸客人的 foundation，需要一個過程，像寫小說，不落筆不知結局如何。他最怕人事先要他講明想剪甚麼，更怕客人給他塞一本雜誌，指著某韓星照片說「我要這個」。

「我不是說這個做法有問題，只是唔 enjoy。」他說。

Hippies 追尋個人價值的精神，仍然埋藏在他的骨子裡。Ben 說，時下流行的髮型大多只是商品。而髮型屋則是生產髮型的工場。裡面的髮型師是機器，他們一季設計兩三個髮型，套在名人明星頭上。爆唔到無壞，爆得起，大量生產，又是個商機。爆幾次，儲夠資本，便開分店。分店夠多就是髮型王國，就是發達。大多時裝名牌也同樣是這副邏輯。有些人自信不夠，需要商品去補足，便追時裝，追髮型。配不配襯沒關係，最緊要潮。

「追潮流，其實就是需要大眾那一套去支持自己的存在價值，否則你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

但他覺得髮型本質不應該是這樣的。它應該因人而異，應該是一個人性格、職業、生活態度的呈現。它應該可以反映髮型師與客人溝通的深度。它應該可以百看不厭，愈看愈有味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味道。剪髮無論對 Ben 和客人而言，都是尋找這種味道的嘗試與過程。當然是否去尋找屬於你自己的味道，是你的個人自由。但不去找自己的味道，就不能有活著的感覺；沒有活著的感覺，是一場失敗的人生。 Ben 是如此認為的。

「你出世之前俾阿媽佗住，出世後又俾世界佗。其實你根本無真正出世過。」他說。「但我覺得我有，因為我有我自己決定。」

無真正出世過的人太多。不死的「老大哥」始終在幕後操控社會每個細節。比如說人人都用手提電話，人人都上網，人人都在搜尋資訊，但又有幾多資訊是你真正需要的呢？又有幾多資訊，其實是「老大哥」捉弄你的心理，讓你搜尋的呢？

「我有獨立思想，不用世界告訴我怎樣生活。」

他也無法理解，為甚麼人一定要讀書、搵錢、結婚、買樓。這已經成為香港人生存的一套程式。Ben 不喜歡程式。但二十一世紀是高科技年代，生活都已程式化。購物要用程式，搭的士要用程式，看書，都要用程式。本來可以好端端捧一本書讀，你硬要塞給他一個程式，還沾沾自喜說，裡面有一百本書任讀。

「我要一本書咋嘛，你俾一百本我做乜？」他說。「寫個程式給你，就是想要全世界都跟隨他。」

Ben 不要跟隨任何人的生活模式。他也不希望別人跟隨他的模式。有人開新酒吧，想做音樂，跑去向他取經，他說他那本不是生意經。Visage 肯定不是發達秘笈。它甚至不是生活品味秘笈。Visage 就是 Visage，Ben 就是 Ben。他代表他自己。

「這是很個人的事，只是我喜歡這樣，僅此而已。」

一如 Visage One，沒有網頁，沒有招牌，沒有傳單，沒有名片，躲藏在一條巷弄內。他可以做你的朋友，但不會做任何人的奴隸。

有許多人問 Ben：「嘩，二十年無用手提電話？你生存到咩？」

Ben 說：「我現兜兜企響到，你話我生唔生存到呢？」

但不跟隨任何人的生活模式，在今日香港確實愈來愈不容易。租貴，環境差，加班不斷。太多的人在江湖，太多的身不由己。許多人都想要走自己的路，但走自己的路的人很少。為此，你必須把一切可能左右你意志的人和事，排除開去，一如當酒吧變得吵鬧時，把客人全部趕出門口那樣。

他不下一次在演出半路趕人走。

「我久唔久就發作，無得醫。」他笑道。「不過我亦唔覺得需要醫。」

因為他對客人質素有要求。其實對許多客，他都可以忍。有人趁混亂，搏矇聽音樂唔俾錢，Ben 接受得到。更壞的客人，在外頭買酒偷運入 Visage 喝，還遺下罐罐瓶瓶。Ben 會覺得他們乞人憎，好失望。

不過都算。

最討厭是那些覺得自己俾錢大晒的消費者。

「他們會覺得，我來幫襯係俾面你。」

有一撮人，每逢星期六遊走於中環，吃喝玩樂，間中睇中 Visage One，Ben 就暗叫倒霉。

「其實是商業社會死結啦。」他無奈地道。「好多人賺錢賺得唔開心，純粹想出來找 entertainment，我都明白。」

這些人不追求音樂，只追求娛樂。對於 Ben 要求全場安靜，他們不會理解，只會反問：我去隔籬，講幾大聲都得啦，好巴閉咩！

「他們會覺得，你是為做生意才開音樂酒吧。」Ben 苦笑。「但我的店不是為觀眾而設。」

事實上開一家容納四五十人的店，每人收六七十元酒錢便讓他坐一晚，還要付人工給樂手，這種爛生意不可能是為錢而做。

「我希望他們明白，Visage One 是我和樂手之間的事。」

無論是音樂還是剪髮，Ben 都對客人有要求。

「最容易做不好，就是客人對你無信心。」Ben 提起剪刀，注視我的頭髮，彷彿在想像剪前剪後的變化。「真是莫名奇妙，無信心怎麼又找我剪？怎麼要勞役雙方呢？唔夾，離婚咪算囉？」

在 Visage One 還是 salon 的年代，這類人客很多。他們會（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是消費者，他付錢你服務，他的指示你要照做。

「互相折磨囉。」

2001 年，Visage One 從石板街遷到嘉咸街。Ben 選擇趁這個機會，告別所有伙伴，改為 One man band，獨自一人打理。從此 Visage One 基本上不接街客，來者都熟知他的脾性，也就較少說三道四。

「我唔想再管人亦唔想俾人管。」

One man band 就是有這個好處。以前 Visage Free 雖然表面風光，但經營到後期，合伙人之間齟齬不合，互相猜忌，其實也曾經鬧得很不愉快。都是因為錢。有合伙人看見帳簿上的紅字，想要變陣轉型賺多個錢，其實無可厚非。他們因而斥責固執己見的 Ben 太理想主義，也是理所當然。

「大佬你都唔賣得，仲堅持？堅持咩呢？」

只是這些話 Ben 聽在心裡，終究還是不大開心。後來 Visage Free 結業，其實亦與這點不無關係。

「我覺得無緊要。The Beatles 都會散 band，世界就係咁，離離合合。」

他不怪人，只怪自己。有時他也會想，係丫，你唔為錢，你 partner 為錢，好正常。既然他是你 partner，你就不用站在他的立場去想嗎？

「但係調返轉頭諗，如果你為錢，點解我要同你合作呢？」

自那以後十數年，多少人曾跟他提議再合伙做些甚麼，說有前景，他一律拒絕。

「甚麼叫前景？前景不就是能賺錢囉。」

他怕一有合伙人介入，就要被逼改變：你有音樂，賣酒怎可以這麼便宜？兩倍啦；你請來的樂手，很多不太出名，哪裡須要給酬勞？請飲酒算啦。反正無得坐，聽眾也不介意，搬開張梳化，入多幾個客啦。

他不想變。因此 Ben 仍然把 Visage One 維持在這個人多就進不去的規模。One Man Band 堅持到現在。理想主義依然。

「如果沒有自己的理想，人人都做才俊，故事不就都一樣了？」

每日他一個人打理店子，一個人剪髮。準備酒水、聯絡樂手、設計燈光，交電費洗廁所，全部一腳踢。有時會辛苦，但他滿意現況。

「反正我又不是一個有遠大理想希望改變世界會帶頭示威的人。」Ben 說道。「我有我的理想，默默做就好。」

我說最有機會改變一個人的，應該是愛情。Ben 便回憶起那些他在 Hippies 年代的朋友，笑道他們終於還是被喜歡的女人征服了。

曾經有過一個女人嘗試征服他。她希望他改變。他喜歡這個女人，有誠意想跟她在一起。為此他不介意妥協。比如說，她想他賺多點錢，Ben 就嘗試賺多點錢。比如說，她想他用手機，Ben 就嘗試用手機。比如說，她想他上網 ，Ben 就嘗試上網。但坐在電腦前，他不知道該上甚麼網。他根本不需要那些資訊。他也不喜歡網上聊天。他喜歡面對面交流。Visage 本來就是法語「面」的意思。

他的每一個改變都不是他所喜愛的。他們相處了兩三年。那段時間 Ben 不快樂。

「第一要改變自己生活，我不想改變；第二要賺更多錢，我不懂怎樣賺；第三要放棄自己個 dream，即是放棄 Visage。」他說。

捫心自問，他接受不了。即使逼自己接受，最終也只會離婚收場，Ben 想。因為那不是你追求的生活，只是你為某個人而做的任務。

「咁即係唔 OK 啦！」他淡然笑了一下。「唔 OK，我又行返自己條路。」

最後這個女人嫁了人，生了兩個孩子。典型中產，住得不錯，食得不錯，生活不錯。路早已鋪好，很多人都走過，只等她走完。鏡頭一轉，Ben 還是繼續他的獨身主義，默默在 Visage 給我剪髮。沒有家庭負擔，不用供書教學。

「我是在賺生活。」他說。

差不多剪完的時候，Ben 告訴我，曾經有過一個漂亮女生坐在我這個位置。她披著一頭長髮而來，跟 Ben 說要把它剪去。因為那是對她意義重大的一件事，所以她必須要找一個特別的髮型師。最後找著 Ben。Ben 給她剪掉長髮。剪完，他們在店子喝酒，聊天，然後道別。

有時 Ben 會想，不知這個女生還會不會再回來。

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說話。我聽他放的音樂。都是爵士樂。一如 Louis Armstrong 所言， If you have to ask what jazz is, you'll never know. Ben 也說不出爵士樂是甚麼，可是他喜歡那種氣氛，喜歡裡頭蘊含的喜怒哀樂，五味雜陳，喜歡在黑暗中，把那些味道吸入體內細味。

「我覺得現代社會最令我失落的，就是無人肯用心聆聽。」

所以他只喜歡那種可以吸入體內細味的爵士樂。Pat Metheny、John Coltrane、Miles Davis（只是一部份），等等。他不喜歡 Pop Jazz、Acid jazz。

「我有幾根音樂上的支柱，好像自己的靈魂。我會一邊聽它們一邊剪髮。無論聽多少次都不會動搖，直到死為止。」

如是我記得以前跑爵士樂新聞的時候，因為工作關係，經常會收到唱片公司寄來的新碟。好幾次我聽完之後就把它們轉送給 Ben，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聽。

「也聽過一段時間的。」他說。只是在那段時間過後，他就會把新碟放好，回到他的音樂支柱上面。

他看書的習慣也和聽音樂一樣。Ben 喜歡看 Hemingway，喜歡看 Graham Greene ，喜歡看 Virginia Woolf。他看原著，但因為讀書不多，英文不好，一次看不懂，只能重覆翻看。一看再看，竟然愈看愈有味道，於是便繼續讀下去。有時一本書他要讀上五六次。書捧在手上，Ben 在 Visage One 凝固的時空裡感受小說的時間、地點、人物。

「與其說我是看書，不如說我是感受書。」

從音樂到小說到電影，Ben 都習慣翻睇翻聽。他喜歡那種一個人深入挖掘的觸感。新導演新作者新樂手，他知之甚少。不是不喜歡，只是無時間關心。

「做甚麼都需要時間，你又是否有時間甚麼都看都問呢？」他說。「我自己就無。上網都無時間啦。」

他也沒有看報，頂多星期日間中買一份。外部世界的潮流變化，基本上與他的生活無關。從一個角度來說這可以叫封閉，不過 Ben 視之為他生活的 foundation。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 foundation。」我想起他剛才跟我說，剪髮也有 foundation。「如果找不到，你就會左搖右擺，隨波逐流。」

一年前 Visage One 多了個大鄰居，名叫 PMQ。Ben 說那是一個講 Gimmick 的地方。它潮，它爆，它賺錢。賺好多好多錢。

而 Visage One 還是那家 Visage One。從三年前我初來這店到現在，店裡店外看上去都沒有甚麼改變 — 還是好像小王子說，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Ben 說他在剪髮上、音樂上，都有進步。只是這進步不是說你有甚麼新 Gimmick，而是夠唔夠「實淨」。

「實淨」。這兩個字，不可言傳，只能意會。因為那是內在的。正如 Ben 說，Hippies 是內心的，不同今日喜歡講的 Yuppies。Yuppies 是外在的。

「當然在生活上也有進步。」他停頓少頃，然後補充：「指的是你的日子能否過的更愜意。」

那麼恐怕我的生活完全沒有進步，我想。

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你不會覺得悶嗎？」

「悶呵。很多人會這樣問我。」他倒好像很高興。「我覺得人同『悶』其實是兄弟。沒有人不會悶。無論你怎樣做，也無法從悶變成唔悶。」

我想起自己悶的時候掏出手機掃 facebook，愈掃愈悶。

「所以我覺得，你只能由得它悶。既無法，也不用刻意解決。它悶夠就會自己行開。」

髮剪好，他領我去洗頭。然後他花很長時間跟我解釋，這是個怎樣的髮型，為甚麼要這樣剪。我向 Ben 道了謝，與攝影師收拾著離去。

「比啲耐性啦。」

走出冷巷的同時，下個客人正迎面走來。

文／楊天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