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文人辦報的信念和理想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六十二）
立場新聞 2021/08/07 15:24
於六月十九日病逝的資深報人、文字學家容若（原名劉晟）— 曾在訪問中稱林行止先生和他是小學校友 — 去年於《明報月刊》二月號有一篇文章〈香港早期「文人辦報」〉，提到早在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香港第一份中文日報《中外新報》誕生。但第一份全由華人來辦的中文日報要數到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由王韜主持的《循環日報》。容先生形容，王韜乃香港「文人辦報」之第一位。
據容先生的考究，金庸及林行止屬於「文人辦報」晚期的代表。時而勢易，現在連「商人辦報」也變明日黃花。智能電話興起，閱讀模式劇變，相信不止香港，其他地方亦不可能再由文人辦實體報紙而又生存得下來。至於容先生口中，「文人辦報」的份內事 — 論政而不從政 — 林行止做得到有餘，但其背後的崇高理念，恐怕不會太多人在乎了。
上星期四，林行止先生宣布封筆，不再在他一手創辦的《信報》中寫評論文章。《林行止專欄》是昔日《政經短評》之延續，現在畫上句號，自有其象徵意義。在林先生出售《信報》股權後，便沒有再替這個「親生仔」寫社評，香港「文人辦報」的時代算是告一段落。但林行止先生畢竟獲「健力士世界記錄」確認為「全球連續撰稿時間最長的報章專欄作家」，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美譽，只要專欄繼續寫，其江湖地位加上創辦人的身分，投射到《信報》身上，多少使「文人辦報」的 Goodwill（商譽）或氣息殘存下來。
林先生在最後一篇文章中說，他在《信報》不同崗位工作了四十八年零二十七天。從他對數字如此敏感和著緊，計日子計得清清楚楚，他有幾重視自己在報紙中的位置，有幾重視報紙佔他人生的分量，可想而知。事實上，林先生贏得「第一健筆」的雅號，並非單純因為那股筆耕幾十載的魄力，或那種對明辨是非的執著。依筆者愚見，林先生的「健」，在於擁有躬身自省的精神和意志，縱是自己深信不疑的學說，只要他察覺不妥，仍會提出質疑，絕不故步自封。
這一點，筆者在三年前的文章〈林行止和《信報》（上）〉中已提出過：「批評別人容易，自我批判艱難，林先生未見有這問題。即使生活富足，他仍保持著對社會各界的關心，當他確認自己的思想信仰無法通過現實世界的考驗時，他選擇服膺理性，並公開交代，要修正抱持多年的主張 — 對自己深信多年的思想說不，其實是一件極不容易、內心有很多掙扎的事情。」這份格物窮理的精神，一班活躍於香港評論界的國師級經濟學者，是遠遠比不上的。
林行止先生不喜歡出風頭，在一次罕有的訪問中，他提到自己年少時吃過不少計劃經濟的苦頭，他的人生觀也在這時候奠定了基礎：
「這一年多流離失所的生活令我明白到正如鐘擺迴盪有兩頭，樂極亦可生悲，於是不去追求大起大落的刺激；這種尋常是福的取態，間接影響到我的學習與工作態度。因為尋常，所以不嫌刻板、不避重複、不怕沉悶，做起事來便較為堅毅和專注。」
「仗義每多屠狗輩，當年的恩人剛巧是宰狗屠貓的。其後涉獵經濟學，認識機會成本這回事，明白凡事都得考慮機會成本的高低。當年母親涉嫌當特務而身陷囹圄，親友怕遭連累，避之惟恐不及，此非不安好心，而是為勢所逼；屠狗輩沒有家小財產，機會成本較低，伸出援手，所冒風險不高。而這正好反證擁有愈多的人，愈要有推己及人的素養，才不致為富不仁。簡言之，本性善惡與機會成本高低要一併考慮，如此才較易於察人觀事。」
林先生畢生信奉自由經濟，最後一篇專欄文章的題目是「嚴守法度港股永生」，可見他把自己寫作生涯的初心寄寓其中，藉重溫過去一百年世界股市歷史（林先生謙稱拉雜寫點和股市有關的東西，但有意無意加入時空的向度，替自七三年開始至今的大時代歷史做一個小總結），向各界表達他心中的期盼：不管世界怎樣變，他始終希望香港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自由經濟，政府的介入適可而止。
林先生曾經說過寫評論文章有一個大原則：「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講求局限、對應、變化，只有較佳或較差的思慮，沒有追求真理的決絕，這意味在學術國度裏沒有王者。認識這一點可令時評者不致偏執一詞，理直氣壯，亦不會迷倒於某種學說或某個學者下，致使過猶不及，擇『善』固執。」希望港府的國師聽得進耳。當然，前提是，他們不會利用本身的學術權威，合理化一些政策（例如最近借房屋問題大力推銷所謂拆牆鬆綁），最終巧合地讓囤積居奇的地產商套現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