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是否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社會對弱勢者或受歧視者的關懷，也是其中一個重要指標，而在囚人士就是其中一個被忽略的團體。但在很多受到高壓統治的公民社會裡，社會上不少中流砥柱亦會因為政治抗議而被逮捕，例如出身社工的邵家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因為參與佔中，後來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在2019年4月24日被判囚8個月，從此，他多了個新代稱﹕囚犯編號413100。他在獄中思考香港監獄制度，為囚友爭取在囚人士福利，在2020年寫了《坐監記》一書，將讀書札記、在囚感想等文章輯錄成書。近日有出版社將該書內容加入其他文章，以《石牆生花﹕坐監記及其他》之名重新出版。《石牆生花》可以讓我們看到邵在獄中的思考軌迹，書中文章都是對獄中生活的真實體會，對在囚者生活處境的觀察，對懲教制度的反思，也有對改善生活條件的合理爭取。這些文章扣連到作者在囚的真實經驗，因而更顯得真摯、實在。作為外展社工，邵家臻的文字，即使在談論書本知識時，仍是貼地的、不濫情的，小至囚衣、獄中膳食，也能絲絲入扣。作者在〈我的文字像錨一樣〉中說﹕「我寫字故我在。」大概他在獄中將對現實及書本知識的思考化成文字，就是一種對抗「遺忘」的策略，也為香港公民社會留下了對監獄制度的反思。

本周主題為「公民社會」，人類以群體生活，被賦予權利和義務，為了一整群人的福祉而付出、共同努力。這本《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的作者戴蒙，上一本書是為人熟知的《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次以歷史的角度觀寫文明的衰落，借此反思活在當下的人類，可以如何解決現存的問題。

人類現在面對的不但是氣候問題，還有疫症、國際關係、人口爆炸，以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種種問題是絕對可能使整個人類都走向滅絕。這本書充滿著啟發性，我們看似將所有資訊掌握，科技的演化也日益強大，但仍是無法解決氣候問題。如何存有——我想這本書給了一些方向，去解答強大文明得以留下來的原因。

六十年代的日本，被稱為「狂飆年代」，一群受左翼思想的影響青年，掀起了一場要令世界變得更好的運動。從結果而論，他們失敗了，但卻給日本的公民社會留下了一些遺產。

因反安保而起的新左運動，在最初階段，示威的人潮只集中在城市，後來學生們組織「歸鄉運動」，回到農村與農民交流，反省自己的菁英意識。接著開始反思在經濟高度成長下日常生活的「規訓化」，而產生出公民運動的論述。隨後運動被壓制，參與的人被逮捕使動員能力下降，令其他人開始思考「自我變革」。到後期，許多參加者帶著絕望的感覺而離開，而留下來的人則持續思考不放棄之下有什麼能做的事。

這場運動留給日本其中一樣最重要的遺產，是「公民力量」的泉源，「重新探尋生活的方式」，這樣的思想構築起七十年代後日本的公民社會。雖然無法撼動政治體制，但當眾人將目標轉移到自我探尋，從生活中改變，剩餘的力量能否建構出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呢？這是日本新左運動對我們的啟發。

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有兩群臺灣的年輕人，為了希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成為抗爭者。他們遭到政府逮捕並判處死刑，槍決前，他們寫下遺書，但遺書被扣押，直到二○一一年後，經家屬奔走力爭與各方聲援，這批遺書才送達家人手中。

為了使這些遺書的故事為世人所知，六位作者首度跨界合作，藉由閱讀受難者獄中書信、遺書與判決書，參考歷史文獻與訪談家屬，以文學敘事的手法，重現記憶分歧的白色恐怖歷史，以及受難者與家屬身心的斑斑刻痕。

這些遲了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讀歷史是希望知道真相，並能以史為鑑。但統治者總是把歷史寫成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多年來一直在為追求真相與推動轉型正義努力。有論者指出，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彷彿是空無的存在，但確實曾經存在過。他們存在的意義，或許會逐漸顯現。通過一次比一次深入的努力，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或許會有能力為他們譜寫出安魂曲。

教協、民陣解散，香港公民社會面對日漸專制的環境難以生存。過去我們靠這些組織去爭取應有的利益。雖然這些傳統人脈組織無法再運作，但在廿一世紀，我們再不需要依賴組織團結力量，網際網絡改變了人們群聚和合作的模式。《憤怒與希望》一書，作者研究過去十年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如何運用網路串連、發酵，探討社會運動轉型的過程，告訴我們社會變革的希望。「大部分的政客都滿頭白髮、包藏黑心。我們需要的人，應該仍有一頭黑髮和一顆雪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