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 頻道「啱 Channel」老闆、經濟學者徐家健日前在《信報》撰文分析，芝加哥學派元老佛利民原則上支持「第三次分配」— 關於其定義，徐老闆引用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的說法：「個人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但「自願」的由來及成分，徐老闆未見解釋。要知道基督教文化和中國傳統觀念有很大出入，西方社會的捐獻文化有宗教因素 — 佛利民倒認為不少公司參與慈善，是為了購買政治影響力 —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吧。

相反，中國人重視傳宗接代，遺產由子女繼承，在哲學意義上，乃以另一種形式跨越死亡，延續自己有限的生命。受這種死亡觀影響，仍自願把（大部分）財產捐出，靠的是徐老闆口中的「溫柔之手」。但一向認為政府出手愈幫愈忙的佛利民，真的會認同「溫柔之手」？這其實要更多證據。

放眼香港，與其用心良苦地超譯，推論出「第三次分配原則上可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皆支持的自願慈善」，倒不如先弄清事實。過去多年，佛利民經常被王于漸、雷鼎鳴等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以至商界和財演等輿論領袖搬出來，作為最高權威，替其推銷的簡單低稅制、去規管化及公產私有化等政策背書。金融海融後，美國經濟學界（例如 Joseph Stiglitz）對新古典學派有深刻的批判，反觀香港，王于漸和雷鼎鳴仍繼續鼓吹以佛利民為首的經濟學說。每當社會有人要求抽富豪稅、暴利稅，從「第二次分配」入手改善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佛利民的代言人便警告，搞財富再分配會導致撤資（諷刺是，近日商界表示，內地共同富裕方針不影響財富管理業務），嚴重打擊經濟云云。他們認為，不應該劫富 — 以稅收從富裕階層手上抽走更多的錢 — 濟貧，而應該讓有錢人自願捐獻（即今天所講的「第三次分配」）。

但看過大地主所謂捐地有幾機關算盡，看過當年叫商界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有幾失敗，所謂自願行善，只不過是主流經濟學者用來轉移公眾視線的說法，藉此抵消社會要求增加第二次分配力度的聲音。情況正如負所得稅一樣，只有在反對最低工資時，他們才會提出來，但從來無認真推動落實這種由佛利民倡議的扶貧政策（可參考趙耀華教授的〈寫在最低工資立法前夕〉）。

佛利民的學術地位和貢獻，毋用置疑。但在經濟學界舉足輕重是一回事（據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所講，今天經濟學本科生在課堂上是不會聽到佛利民其人其事），他的理論被挪用到現實世界時，有沒有水土不服，有沒有被人超譯或扭曲以服務富裕階層，那又是另一回事。佛利民大力鼓吹新古典模式，聲稱市場有自我糾正的功能，本來就不是自然科學的定律，放諸四海而皆準。英國劍橋大學一項環球研究指，現今年輕人對民主政體的不滿程度乃一百年以來最高，主要原因便是財富不均。以美國為例，約佔全國人口四分一的千禧世代，僅擁有全國財富 3%，嬰兒潮世代在 24 歲至 39 歲期間，卻擁有全國財富 21%。而在 1980 年左右，列根和戴卓爾夫人先後上台，以佛利民為膜拜對象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便開始主導世界。

這場新自由主義革命始自 1975 年，佛利民協助當時智利的獨裁者開放市場，削減政府開支，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等，以處理超高通脹問題，但造成極嚴重的失業、食物供應短缺和企業破產。去年 10 月，智利舉行修憲公投，有 78% 的選民投票支持修憲，在 1980 年由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制定的憲法 — 規定智利要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發展方針終於要廢除。支持修憲的人都認為該憲法是智利嚴重貧富懸殊的根源 — 智利四分之一的國家總收入由 1% 的富人擁有。值得留意的是，佛利民在宣揚自己一套經濟主張時，不會以智利，而是以香港作為模範，他甚至曾粉墨登場拍片宣揚香港的美好。香港過去幾十年發展成現代化都市，「自由市場」當然有其功勞，但在佛利民的緊箍咒下 — 最經典是 06 年，他一聽到港府要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馬上大力批評 — 市場的自由被大財團壟斷和濫用，結果造成駭人聽聞的貧富懸殊局面。

諾獎得主 Paul Krugman 在 2007 年一篇題為〈Who was Milton Friedman?〉的文章中，肯定佛利民的貢獻，同時也批評他所鼓吹的絕對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absolutism）使不少地方的人活得更艱難。作為佛利民口中的自由巿場典範 — 香港，便正正充斥深層次問題，在「全球十大不快樂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七。難怪自言是佛利民崇拜者、本港知名政論家林行止先生，在封筆前不久都這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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