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統計局昨日（18 日）公布，今年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僅 4.9%，低過預期的 5%，在第一季增長達 18.3% 後，連續兩個季度顯著放緩。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已非新聞。西方論調近期亦愈來愈關注中國走勢。過往，中國崛起論坊間講得多﹕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全球最多勞動人口、最大出口額......但與此同時，我們亦見到近期不少問題浮現﹕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政權對科企及多個行業的打壓，亦被指扼殺科技創意，令投資者卻步。

在西方，不少學者已開始論述中國的結構性問題，認為其國力可能已經到頂，將會下滑。雖然西方一眾帝國主義者可能會好開心，然而學者論述指，大國衰落的過程並不是那麼好玩，它可能帶來的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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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評論家為何指中國或正衰落，要先理解他們如何看中國崛起的結構性因素。

這裡說的崛起，當然主要就經濟而言。中國有「世界工廠」之稱，擁 4 億藍領，龐大人口是支撐經濟的重心。曾經，這股勞動力價格低廉，加上中國 80 年代改革開放，世界各地企業紛在中國設廠，令中國達成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經濟奇蹟。

而評論家認為，中國的衰落，正正就是因為上述因素消失；而這些因素消失，一定程度是中共自身政策的責任。

首先是人口的優勢消失。

中國人口老化。但問題有多嚴重？今年 5 月，中國政府公佈人口普查結果，指去年僅得 1,200 萬名新生嬰兒，是自 1961 年文化大革命以來新低。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中國去年生育率僅得 1.3，即婦女一生平均只有 1.3 名子女，遠低於聯合國訂明，維持世代更替和人口長期穩定發展所需的 2.1。

出生率低，老人比例愈來愈大，而勞動人口則有縮減。相較十年前，中國 15 歲至 59 歲的勞動人口已由 70.1％ 下跌至 63.4％，60 歲或以上人口則由 13.3％ 增至 18.7％。2016 年，每名老人有 2.8 名勞動人口照養，而到 2050 年，這個數字將降至 1.3。

中國人口窘境，很大程度上是自身政策使然。

1960 年代，中國人口急遽增長，大量嬰兒誕生。1965 年生育率高達 6.38。中國政府遂於 1970 年代初展開計劃生育，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推行「晚、稀、少」政策，意謂遲婚、夫婦最多生育兩名孩子，且間隔需超過三年，生育率開始下跌。

1979 年到 1980 年代，政策再收緊，大部分夫婦只可育有一胎，即俗稱「一孩政策」。

在這政策下，80、 90 年代，中國人口出現一種特殊情況﹕老人不多（因為 40 年代前後的戰爭與社會動盪），小孩也不多（因為計劃生育），唯獨壯年多。他們勞動力高，社會負擔卻少，社會人力資源遂豐，是為「人口紅利」。

然而人總有老去一天。當 1960 年代的小孩成為老人，計劃生育時代的小孩成為壯年，勞動力優勢便逆轉。

勞動力下跌外，人口老化也導致其他問題。《哈佛商業評論》提到，勞動人口是最具購買力的消費者，他們的縮減將導致國內需求下降，進而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福利政策方面，人口老化影響尤甚。中國社會科學院在 2018 年的研究顯示，隨着勞動人口縮減，中國國家養老金將於 2035 年見底。若然屬實，後果難料。

除人口紅利，中國崛起的另一重要因素，來自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優勢。蘇格蘭政治評論員 Iain Martin 指，中國自 1980 年起崛起的基石，是容許相對自由的市場自行運作。此政策加上廉價勞動力，吸引外商大量進入中國投資、設廠，直接促成中國發達。

然而與人口紅利同樣，這種政策並非長遠﹕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工人薪資上升，製造商生產成本會上漲。當廉價生產力不再，中國相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力會減少。這時候，若中國缺乏高經濟附加價值的產品，未能提升生產力，中國就難以繼續攀升至高收入水平，是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

《彭博》專欄作者認為，中國可能正跌入這陷阱。事實上，儘管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這數十年急遽上升，增長速度現已大幅放緩。國內生產總值增加的百份比，從 2010 的 10.6％，跌到近年往往不到一半甚至更低。星展銀行一份報告顯示，相較 2007 年，現在要投放約 3 倍多的資本才有相同產出。

與此同時，習近平政權亦似乎正在扼殺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一項要素──自由市場。

這可見於中國對市場的干預愈趨頻繁。中國政府今年 4 月以《反壟斷法》向阿里巴巴開出 182 億元人民幣的罰款；在 7 月，中國最大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於美國上市兩日後遭勒令下架；同月，補習機構被整頓。毫無懸念，被整頓過的企業大多股價急挫。以補習班行業為例，整改消息一公布，多家公司便股價插水。有些公司跌幅甚至超過 9 成之多。

美國經濟學家 Bill Conerly 指，自從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私營企業的貸款流斷裂，貸款全部轉向國企，而國企着重服務政治領袖而非經濟效率，導致經濟效率和工人的生產力隨之下跌。Conerly 簡而言之點明，「生產力最高的方式不被理會，以迎合最符合政策導向的方式」。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 George Magnus 亦指，隨着習近平加大力度打壓異見，這將打擊創意和創新，最終導致中國更難脱離「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上述結構性問題還不夠多的話，近期成為熱話的中國限電令可以為危機之火添柴。首先，煤出產不足，《證券時報》引述業內人士指「發一度電虧一毛錢」；加上中央政府要求的「能耗雙控」（規定控制能源消耗量和強度），令多個省市實行限電，直接衝擊工業生產。

此外是恒大危機。這家中國主要房地產發展商，現時負債達 3 千億，至少有 5 筆美元債券利息到期未還。而這並非一家公司自己的問題。BBC 指，在恒大購買房地產的消費者、和恒大有交易的公司，以至向恒大借錢的 171 間國內銀行和 121 間的金融公司都可能蒙受經濟損失，並進而導致信用緊縮，資產流動性降低，影響整體經濟發展。此外，瑞銀集團還估計，有另外 10 家開發商面臨造成類似恒大危機的風險，它們總合同銷售額為 1.86 億元，達恆大的 2.7 倍。

國家這麼大，難免問題多，若在國際舞台上高朋滿座，那中國與盟友還可有難同當。偏偏外交上中國面臨的問題可能更大。今年 3 月，英國、美國、加拿大、歐盟先後就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官員和機構。中國政府其後反擊，歐盟人員機構實施反制裁。由於有 5 名被制裁人士是歐洲議會議員，事件觸發歐洲議會憤怒，決定凍結磋商近 7 年《中歐投資貿易協定》的批准程序。

美國智庫 Pew Research Center 今年 6 月公布一項在歐洲、北美洲和亞太區域 19 個發達經濟體進行的民調，有 17 個國家的過半主流意見對中國持負面態度，其中在日本、瑞典、澳洲、南韓和美國超過 75％。機構指，公眾對中國和習近平的負面評價達到「歷史新高」，很少人對習近平在全球事務做正確決定有信心。

與人口和經濟問題同樣，外交問題亦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自身有關。《彭博》分析，中國近年使用貿易措施、旅遊禁令、以至外交抗議等方式，對它認為違反中國核心利益的國家還擊，有時被批評是「戰狼外交」。分析續指，這類方式成為許多願意與中國有更緊密聯繫國家的外交制肘，如歐盟和菲律賓等。

這亦或許是為甚麽，習近平在 5 月 31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稱要改善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然而可信可愛可敬，並非單靠改善傳播能力就能辦到。近月，中國透過官媒廣招環球傳媒、KOL，「為媒體融合環境下的國際傳播注入新的力量」；中國官方指疫情源頭不在武漢，而竟可能在美國德堡；當西方國家批評中國人權問題，中國則以反斥西方人權問題作反擊。這些行動有否令到中國可信、可愛、可敬，自有公論。

經濟方面，中國於今年推出的「五年計劃」嘗試透過推動「雙循環」，特別是加強內需，解決增長放緩的問題。簡單而言，中國國內有更多人消費，經濟就會更活躍。

然而，如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 George Magnus 指，「口講容易，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其中一個問題在於，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消費部份只佔整體經濟很小──40% 不到，而其他平均每人所得與中國相近的國家，消費可佔整體經濟達 60％。

Magnus 認為，消費比例小的主要原因，在中國大多民眾工資仍偏低。這也許就是為甚麼中國要推出「共同富裕」，以提升一般大眾收入；只是「共同富裕」又再衍生阿里巴巴、騰信等大企業被打壓的不良現象。中國政府雖已多次安撫投資者，指中國的行為不應被解讀為與國際金融市場脫勾，但顯然不會因為三言兩語，投資者就重拾信心。

人口問題方面，中國試圖推「三孩政策」解決。

然而政策容易規範人民生得少，卻很難強逼他們生得多。加拿大政治專欄作者 John Ibbitson 在 The Globe and Mail 撰文提到，根據低生育率陷阱假說（low-fertility-trap hypothesis），當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跌至 1.5 以下，跌勢就難以扭轉，因為只生育一或兩名子女，甚至不生育，成為了社會的新常態。

三孩政策的一段小插曲，也許可以作為例證﹕政策推出後，網民反應相當負面。新華社於微博發起投票，問道「三孩生育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逾九成人揀選「完全不考慮」的選項。新華社其後删除這條微博。

為甚麼「完全不考慮」？美媒 Insider 描述了這樣一個例子﹕今年 29 歲的北京市民 Wei Hao Ouyang ，和 28 歲的妻子膝下無兒無女，表示打算維持現在「丁客族（Double-income-no-kids, DINK，即雙薪水、無子女）」的生活模式。他形容自己每週「9-9-6」地工作，從上午 9 時工作到下午 9 時，每周 6 日，並指「兒童不會為我們的生活增值」。他又說，「DINK」的生活模式意味時間和精力可以投放到自我增值和提升生活質素。

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穆崢分析指，「人們對有子女的抗拒並非源於生育，而是養育（的種種困難）」。此外，他認為現代人的成功定義不再著重傳統的養兒育女，而在個人收獲。

恒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指，2015 年中國曾實施二孩政策，生育率雖在此後三年立即上升，但效果短暫，指三孩政策對生育率的正面影響，將不及政府預期的大。

中國若真走向衰落，有人歡喜有人愁。然而比起個人心情，更大的問題是，學者認為可能會誘發戰爭。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事務教授 Hal Brands 和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Michael Beckley 指，中國高速發展時，感到前途無可限量，會許下一些宏大願景。然而當中國遇到困難和危機，發現未來灰暗，認為距離實現願景越來越遠，危機感會驅使它採取劇烈行動，冒更大風險嘗試實現原有目標。他們認為這相當危險。「美國需要準備打大戰 (major war)，不是因為對手正在崛起，而是相反。」

預測終歸只是預測，未來難料，中國會走怎樣的路，評論人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