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機證明世界極需要綠色和公義轉型
2021 年全球多國包括歐洲國家、印度和中國內地發生能源危機,同時面對缺電的情況,英國重啟早已關閉的燃煤電廠,中國更臨時指示國內多省在早前因安全和污染問題而關閉的煤礦重新採煤,並向中亞和東北亞鄰國購煤以度過缺電難關。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多國為了達致清潔能源目標,而同時可再生能源仍未成氣候而引發危機 。
正值 10 月底準備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6 次締約國會議 (COP26) ,看似會為世界各國領袖就紓緩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談判蒙上陰影,因為能源危機似乎是代表了世界各國發展可再生能源並未能滿足能源需求,也可能代表紓緩及適應氣候變化的努力最終是徒勞無功。
其實,總結全球各主要媒體,包括財經媒體的報導和分析,可以將這次能源危機的原因歸結為:
自新冠疫情以來,由於國際人流和物流的限制,產業鏈供應嚴重受阻,對燃料需求下降,導致燃料生產商減產,燃料產品和儲備也因而下降 ;
全球氣候分析預測 2021 年北半球將會迎接嚴寒天氣,對燃料需求預期大增,燃料供應頓時緊張 ;
受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以及國家的一些新法規影響,例如歐盟多國受制於俄羅斯北溪天然氣供應 ,而中國則由於安全與環保因素,國內嚴打兩高(即高耗能、高排放)產業,以降低空氣污染和對山西、內蒙等地煤礦的依賴 ,也由於中美角力而減少進口澳洲煤礦 ,電煤供應變得緊張。
最後,部份國家政府以經濟效益為理由,早已廢除對電力市場的管制,結果市場卻被幾家電力供應商壟斷了電價定價權。結果在這場危機下,電力供應商卻只會不斷加價,而無法提出解決方案 。
換言之,今次能源危機的出現,可以說是始於新冠疫情,加上極端天氣的預期,及一系列國際地緣政治和國內因素所導致,而深層的原因卻是由於我們對化石能源的長期依賴。
因此,有人認為這些影響的出現,是由於可再生能源未能承接化石燃料的真空期所致,我們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也未為主流論述所接受 。事實上,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只佔新冠疫情後經濟復甦措施投資的百分之二 ,也只是全球各國政府對化石燃料的補貼 的約百分之六。除了進一步加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組合中的份額,我們仍須加大投資研發可再生能源的儲能系統,及綠色氫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
至於我們有什麼教訓可以汲取?世界各地新冠疫情雖然仍會持續影響人流和物流一段時間,各地政府早已推出他們的經濟復甦措施,我們最近出版的巴黎氣候監察特別報告
《尋覓一線曙光》,便勾勒出疫情後的全球重要趨勢,和我們可以如何利用時機,推動綠色復甦和轉型。
新冠疫情後能源危機的出現其實反映了人們對化石燃料的嚴重依賴,尤其是進口的化石燃料。作為有前瞻性的各國領導人,必然思考國家如何擺脫對化石燃料,尤其是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而且分散能源組合,加大可再生能源比例正正是最可行的出路。
其次,能源轉型是難以一蹴而就。在極端天氣持續出現的大背景下,保證能源供應穩定與發展可再生能源之間不一定存在矛盾,我們支持各國領導人盡早規劃綠色和公義的能源轉型,一方面保證能源供應穩定,保證了國家能源規劃按部就班朝節能和零碳方向轉型,另一方面也保證目前仍然在化石化工行業就業的前線工人,和依賴化石燃料的相關產業,例如塑膠產業鏈等,重新再培訓他們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及減廢和資源再生產業作出貢獻,而不需要為自己的前途擔憂。要推動綠色和公義的轉型,政府的誘導和支援角色是必不可少。
此外,各國政府不能任由電力市場繼續讓電力供應商壟斷,必須改革市場,擴力電力緩衝以基本保證電力供應,除了電力供應商需要有足夠能源儲備,政府也應該保證後備電力供應。因此,儲能系統和氫能也可以成為後備電力來源。
而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也代表了國際對化石燃料產業鏈的互相依賴。要減少過度依賴,各國必然把能源自主放上經濟政策的議程。雖然區域跨國電力聯網正在發展,科技正在改善長途輸電的能源浪費,國際間的電力貿易看來是大勢所趨,不過一旦出現國際聯網的中斷,本國的能源安全仍然是不能避免,配合清潔能源的全球發展,擴大本國產生可再生能源比例,也必然是能源發展的主流。
總括而言,在能源危機的背景下,我們期望參與氣候大會應該是世界各國領袖們拿出遠見的時候,為全球能源轉型的過程盡早規劃,保證轉型是綠色和公義,並就上述問題加以研究、討論並達成共識。對於香港特區政府,能源危機並不是藉口,綠色和公義的能源轉型迫在眉睫,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發展可再生能源,而是需要全社會的的更大投資和開發。這正是我們作為氣候監察者的最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