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個旅居的異國城市，像一個刻骨的戀人，永遠都在生命中佔一個獨特位置。

每年聖誕，他都會回香港探探家人，今年也一樣。

地鐵往希斯路機場的那段路，他獨自坐在車廂盡頭的角落，偷偷打量車廂裏每一個乘客。每站車門打開，門外除了湧進冷冰冰的空氣，還有滿手行李背包，一言不發的人。或許，他們都是在這座城市有過一段經歷的過客。

地下鐵從 Earl’s Court 漆黑的地底鑽出，手機訊號駁通。叮。

「這次回香港多久？」是她。

他望著那個短訊，大概茫然了整整十分鐘。

他對倫敦的著迷，多少源自於她。那年聖誕，所有交通打烊，她帶他徒步從 South Bank 走到 Battersea Park，呼吸著河邊冷冰冰的空氣，手裏拿著熱呼呼的 mulled wine，細細解釋沿路每個建築的風格和歷史。

他習慣香港的鋼鐵摩登高樓，她則偏愛百年維多利亞建築。她說，英國是一瓶醇酒，初到的異鄉人喜歡市中心的繁華，住得久，就懂得欣賞她的內蘊，感受城市以外的生命力。

後來他倆搬進了西倫敦的城郊。這邊沒有五光十色的酒吧商店，只有山林樹木的原野芬芳。有時午後他在窗邊書桌工作寫字，抬頭望出窗外就見到她在花園的半邊綠蔭下讀書。鄰家 Wilkinson 夫婦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家中的小獵犬偶爾聽見遠處的醫護警笛聲，便會蹦蹦跳跳地跑到花園跟著長嚎嗥叫。

偶爾他會開車陪她到附近 Petersham，去她最喜歡的咖啡店。咖啡店開在一個大花園裏，環顧四處盡是盆栽植物。她喜歡養花，有時他逛得悶了便會打趣問她，不如種些芥蘭菜心，養死了至少可以炒來吃。

直到有天，她家裡有事要匆匆回港，而他選擇了留在倫敦。

長距的威力好像大江大河，兩個人站在河中，奮力拉住對方。但河流太猛太長，不知不覺，兩人的手一指一指地鬆開，直到終於放開，沖散，消失。

這段遺憾，一直深深埋藏在二人的心裏。

通訊錄上，她的名字早就埋藏在最底層，久久不敢碰觸。如今望著她頭像旁的 “online” 字樣，他手掌不自覺顫抖起來。

他望出地鐵窗外。倫敦的天空如常灰灰沉沉，就像個五官分明、神色冷漠的模特兒，跟她一樣有種解釋不到的攝魂氣質。

叮，「Oh, and happy birthday.」，她又補了一句。

香港的味道，他從第一天抵步就已經聞到。街邊牌匾的濃墨大字，路上行人的焦躁心急，就連室內那陣潮濕空氣和強力冷氣機混和的餿味，也好像特別親切。

就在他離開香港回倫敦前一晚，終於約她碰個面，在西環一間她最喜歡的隱蔽酒吧。兩年沒見，他緊張得早兩個鐘整裝出門。

他從中環扶手電梯走上荷李活道，看著橋下的上班客左穿右插。龍應台說，人生是一條很長的斜路。那條斜路叫做上進 — 中途沒有休息，也沒有回頭，甚至沒有終點。

香港人本如群起疾奔的野馬，騏驥驊騮，日馳千里，身處其中，能感受動如雷震的生命脈搏。但這次回港，卻有種很明顯但很難解釋的感覺：一種失去了生命力的感覺。

他沿中環海邊，信步走向西環。暗夜中，眼前有個溜狗客被幾個藍衣警截查問話，戴著口罩冰冷對視，不知為何他不敢直視，本能地匆匆低頭走過。

思考的人被噤聲，連清醒的人都變了嫌疑犯。幾年前我們踴躍討論人生未來、參與政治，今天我們只聽說誰又被捕、怎樣掙夠錢移民。兩年餘的摧殘，粉碎了這座城市的靈魂。他忽然聯想起奧地利作家 Stefan Zweig 在《昨日世界》寫過猶太人的流亡故事，那份滄桑，豈不同見於如今香港？

香港是一齣悲劇。上一代的香港人，本來是奔走避難的過客，用了幾十年時光培育了一代滿心企慕以港為家的公民，如今卻又再將之逼成難民。

世界那麼大，在香港賺更多的錢，都買不了時間和經歷。對於每個有血有肉的人，出面或許是全新的可能性，全新的體悟，全新的人生。

他坐在酒吧想得出神之際，忽然看到門外熟悉的身影：她身上那條白色連衣裙，臉頰上那顆細細的痣，唇邊淺淺的酒窩。她走近，笑著向他揮揮手：「好久不見。Merry Christmas。」

That goddamn smile。那個一秒將他融化的笑容。她一點都沒變。

相逢話舊，閑話油鹽。那一晚，二人回到那年的倫敦，彷彿一切如昔。

半醉的他忽然鄭重的問：「Can I have a picture of you?」

「What do you need it for?」她嘴角微彎，忍著笑。

「It’s Christmas, and I gotta show Santa what I want.」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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