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定慧寺一場假結婚風波，令香港佛門內的種種亂狀揭露於公眾眼前，戒律不彰、金錢掛帥、毫無監管可言……釋智定事件牽連之廣震驚社會，但對於香港佛門的亂事，港人想必並不陌生。

如果按照香港政府公佈的資料，佛教可謂是全港最大宗教：據港府《香港便覽》，信仰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市民約85萬，但佛教卻號稱有超過100萬信眾，全港佛教團體多達數百個。

但與此同時，過去十多年來，圍繞香港佛教的負面新聞之多，在各大宗教之中亦頗突出。繼任人之間生出產權糾紛，大額捐款不知下落，寺院聘請大陸「黑工」與酒肉和尚等等，數之不盡。近年違規私營骨灰龕位為患，亦多涉佛教寺院庵堂。

佛門清淨地，何以生出諸般俗世紛擾？《立場新聞》專訪今年剛出版《香港佛教史》的香港史學會會長鄧家宙，嘗試從歷史沿革的角度，剖析香港佛教的問題。

鄧家宙除了是專研香港史的歷史學者，本身亦是一名佛教徒，曾在佛教組織參與管理工作，對香港佛教的結構性問題深有體會。梳理香港過去百多年旳佛教發展歷程，在鄧眼中，近年圍繞佛教的紛爭敗象，背後都有多年以前已經埋下的遠因。

今日困局，看歷史便可知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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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記載可循最早將佛教傳入香港者，為公元五世紀的杯渡禪師，但在香港千百年來，佛教均限於山林靜修，未見興盛；至清末民初，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僧侶南下香港尋找安身之所，佛教才在香港真正發展起來。

晚清及戰前，來港的多為廣東等鄰近地區的僧眾，但隨著中國大陸局勢動蕩加劇，南來陸僧越來越多，當中大批為來自北省的僧侶。移民僧眾多自香港轉至海外，但亦有部份留港營建寺院，令本港寺宇數量迅速增長。

不過近數十年以來，香港佛教卻出現「僧少粥多」的吊詭情況。

本地居士佛教發展素來興盛，願意出家的本地人數甚少，寺院面臨嚴峻的青黃不接困局，隨著戰後南來的僧眾步入老年，自發展初期已經埋下的問題便一一浮現。

要總結佛教在香港遇到的種種困難，鄧家宙以「走難」一詞概括，因為推動香港佛教發展的南來陸僧，都是「走難」來的：走難意味著缺乏資源與長遠規劃，亦令香港佛教始終未能發展出一個宗教賴以存續的兩個要素，即健全的管理與教育制度。

「香港佛教並非源遠流長的東西，可謂是『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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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的佛教寺院，大部份為私營，少數如青山寺則由慈善信託管理。由於香港並無嚴謹的宗教相關法例，寺院、團體以公司法註冊成立，再按《稅務條例》申請成為註冊慈善團體，便可收受捐款。

另一方面，政府不會評核申辦者的宗教資歷，佛教內部亦不像基督教般有教宗、天主教之類的概念，寺廟互不從屬，「（管理）四千人又係住持，得三個人又係住持」，令來港僧眾傾向自立道場。佛教界流傳一個說法，指香港「住持多過和尚」。

上述兩個原因，令戰後香港佛教社團、道場數目如雨後春筍，寺院僧尼數目卻極少。據鄧考究，本港「各大寺院」的僧尼人數，扣除戰時臨時收容者，高峰時期平均約三十，而規模較小的靜室、精舍，僧尼數目可少至僅2、3人。寺院職事需要邀請其他道場的僧人掛名充任的情況，亦頗為常見。

鄧家宙指出，南來的僧人當中，大部份未曾在原居寺院出任管理職位，不諳寺院實際管理，加上寺院人數稀少，完善的寺院運營制度無從發展，流於人治。

此外，寺院眾多形成競爭，要維持生計殊非易事。香港不少著名寺院，甚至盛如今日號稱「南天佛國」的寶蓮禪寺，在籌建天壇大佛以前，均是慘淡經營。現實的維生計算，就成為寺院首要的考量。

佛院的主要收入有二，一是中國人每逢過時過節、甚至冇事冇幹也爭相舉辦的法事，二就是信眾的香油捐款。而後者，又以富人的大筆捐款最為實際。近年流行營辦骨灰龕場，亦成佛寺可觀收入。

「件事好現實，搞唔到就執笠冇飯食。」鄧家宙指出，一間寺院能否擴張，亦是視乎管理者能否吸引到捐款疏爽的信眾。

寺院疲於應付經濟壓力，重視可帶來收入的宗教活動，無力顧及人手傳承，情況一度嚴峻到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疾呼香港「弘法沒有出家人，道場沒有和尚住持」的地步。

事實上，香港佛教界亦曾營辦佛學院，以培養接班人，上世紀中葉亦曾有過成功的嘗試，但最終均因資金及欠缺教育經驗等問題，無以為繼。「無法建構完善的管理制度，就無法持續、有系統地培養僧人，令人事斷層，出現了惡性循環。」

2000年代初，佛聯會就曾籌辦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其時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受訪時言明：「擺在香港佛教面前的大事，就是缺少僧材，沒有接班人之慮！…香港信佛的人越來越多，弘法沒有人（指出家人），道場沒有和尚住持，這個現象必須要迅速扭轉過來。」

不過，當年創辦的僧伽學院，學僧全部自大陸招生，而且僅辦一屆便草草結束，該屆學僧畢業後留港弘法者亦寥。有此先例，可見與斥資辦學相比，毋疑是直接申請陸僧來港，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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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不足，各大寺院如何承傳下去？此節毋須學者分析，一般市民觀乎近年有關佛教的見報新聞，相信都猜得出答案：從大陸輸入「專才」。

2002年，入境處在黃大仙法藏拘捕4名僧人，懷疑該寺聘用「黑工」和尚低價做法事，當中三人來自大陸；2008年，《壹週刊》揭發荃灣西方寺轉介旭日集團做法事的一批和尚，每日法事完結後就除下僧袍北上嫖妓…香港寺院和尚不足，坊間法事需求卻甚殷切，寺院聘用大陸和尚承接法事十分普遍，亦屢被傳媒揭破。

本月21日《東週刊》就報道指，目前在香港做一場法事，一般寺院收費為每位僧尼約2000元，大型寺院的僧尼每位收費則高達4000元，甚至更高。《東》更引述知情人士指，大型寺院一個有資歷的和尚，靠法事一年賺5、60萬元並非難事，「因而吸引愈來愈多內地僧尼到來掘金，且大多希望找到如寶蓮寺般的大靠山」。

除了中下層陸僧充斥，香港佛教界的領導層亦漸漸「換血」，因寺院陷入無人接班的尷尬局面，須杖外援維持。鄧家宙指出，本港寺院近年多透過大陸相熟寺院，邀請有潛質繼續的年輕僧人，安排他們申請來港，以待將來繼承寺業。

隨著戰後來港的高僧相繼步入高齡，一些近十多年才到港的僧眾亦漸漸登上要位。如2002年來港的釋宏明，現居觀宗寺住持，以及佛聯會執行副會長；而於廣東雲門寺出家的寶蓮禪寺董事釋宏通，一度被釋智慧指定接任寶蓮寺住持之位。剛接任寶蓮寺住持的淨因法師，同樣來自大陸。

而定慧寺事件已經說明，佛門當中，要論真正有金可掘之處，法事只屬末節。來自大陸的定慧寺住持釋智定2002年出家，師從其時已81歲的寶蓮寺前住持初慧，入門三年後就成為定慧寺住持。傳媒報道，釋慧定執掌定慧寺後，將董事局原本成員全部更換成「自己人」，其治下的定慧寺多年來入不敷支，十年間寺院現金存款大減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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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號稱有一百萬佛教徒，佛教社團不斷擴展，卻連僧尼都假外求；另一邊廂，以在家居士（即不出家的佛教徒）為主導的佛學團體近年則大量增長，各式各樣的佛學會、佛學班甚為興盛。

鄧家宙坦言，香港較少信眾跟從僧人出家，與香港社會教育水平普遍較高，高於一般僧眾有關。香港佛教得以發展起來，俗家居士的角色極為重要，歷來在傳播佛學方面的工作，都是由學識水平較高的居士主導。

鄧家宙解釋，上世紀初，居士的捐獻固然是支持佛教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但更重要的是俗家居士的社會經驗、對社會事務的了解，對推動佛教邁向制度化而言不可或缺。南來僧眾對於英屬香港的法制問題不甚了了，亦不能取得港英政府信任，在覓地建寺、處理法律事務等方面，均須倚仗具社會地位的本地華人居士從中斡旋。

「信佛與弘揚宗教是兩回事，如何回應社會，是另一種學問，宗教地位多高都無法取代。」經營、維持一間道場，與推廣、弘法，都涉及世俗對外經驗與專業知識，並非只講佛法修為。

可是，對社會具影響力的佛教領導位置，大部份掌握於僧人手中。「僧人地位高於居士，是香港佛教發展的局限。」

出家眾地位受脅、矮化，被居士的「喧賓奪主」的焦慮，令香港佛教內部的僧俗矛盾一直尖銳。香港的大型佛教組織，除香港佛教聯合會以外，尚有「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在僧伽聯合會的創會會議記錄中，便可見「大權旁落，出家人已失去領導權」，「（應）在任何時候，都使出家人站在領導地位上」等語，字裏行間可見出家眾對在家居士介入佛門事務的態度。

鄧家宙指出，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上，僧人地位超然，而現今社會中僧人的學識水平未符期望，但在此情況下，僧尼未有與社會更接近，反而營造更加超然的形象。而當前在佛教內部，亦仍習慣以僧俗身份輩論資，不論宗教事務及實務操作，仍由僧人主導。「可是，若坐享超然地方︳就應肩負同樣超然的責任和超然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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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述的幾項問題，如商業化、新血不足、教職人員地位超然等，難道不是世界各地宗教普遍要面對的問題？尤其在華人傳統宗教（此處指漢傳佛教）而言，給外界的感覺就更是如此。

但將眼光放遠一點，鄧家宙看到不同的景況：「台灣一早已經跳出這個框框。」

同為華人社會，台灣佛教的發展與香港就截然不同。台灣佛教因有嚴謹管理制度，不僅在台灣發展迅速，更可推向全球：星雲法師創立的佛光山，至今已遍及世界，全球有超過200所道場，而由證嚴法師創立的慈濟功德會，亦在全球47個國家設有分支。

如果說香港佛教社群始終無法建立營運系統與教育、人事傳承，台灣的佛教組織之所以成功，則因兩者皆有。

以佛光山為例，星雲法師是公認的組織、經營能手，他依早年在大陸大規模寺院叢林階級分明的制度，並借用日本寺院及企業的經營方式，建立出一套可推而廣之的管理制度。

與此同時，佛光山亦重視培訓人材；要在佛光山出家為僧的話，一般要求是入讀佛光山下設的佛學院。該院目前設四個學系，包括經論教理系、寺院行政系及英、日文佛學系，從中亦可見其目標，是以培訓承接道場教育、管理及對外弘法為主。

說到台僧的教育水平，鄧家宙不禁將話題拉回香港。「（天主教）神父最少要讀七年神學院，台灣出家人都起碼讀三年佛學院…香港和尚，出家就去殯儀館（做法事）。」

除了管理與培訓上的差別，鄧家宙認為，台灣佛教大盛，與當地早年已擺脫僧尼與居士之爭亦有關係。

日治時期台灣在家佛教（齋教）亦相當流行，但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亦曾有從大陸到台的僧人，提倡出家人為中心的佛教倫理，但最後未有成為主流。其中，號稱「玄奘以來第一人」、地位高超的印順法師，就力陳在家佛教是復興中國佛教的重心，強調提倡「佛教為出家人的佛教」之誤，結果就是令佛教與社會脫節。

而在佛光山內部，星雲法師亦一反過往居士被排斥在外，只由僧人管理寺院的「僧主俗從」傳統，提倡僧俗平等。

能否將寺院建立至遍及全球的規模，固然無需強求，佛光、慈濟等道場在當地亦飽受宗教商業化等指責；但台灣的例子可見，古老的華人宗教亦可以現代化的方式營辦，承傳宗教傳統同時弘揚教法。

港台經歷，恰成對照。「（台灣佛教）找到一套運作模式、管理及培訓人材的制度，兩方面互相向前推動，就有能力向外擴張，產出屬於自己的東西。香港從來做不到這一點，甚至連維持自己都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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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史》一書總結，目下香港佛教看似遍地開花，但潛藏著種種危機，寺院團體仍停留在家庭式運作階段，僧侶疏少、水平參差，人事斷層嚴重。

但這與香港市民的觀感也許不甚相符。雖然久不久流出的佛門醜聞，多少對香港佛教的形象有所打擊，但以寶蓮寺為首的多間佛寺，仍不時斥巨資大興土木，善信香油不斷，寶蓮寺資產甚至數以十億計，一些名氣較弱的寺院，亦動輒有數億資產。

而號稱佛教界代表組織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是香港主要宗教團體，轄下學校、老人中心等設施有數十間，每年獲政府撥款四、五千萬；更重要的是，佛聯會坐擁十席特首選舉委員席位，亦不乏對社會事務表態，近年就於2012年表明支持推行國教，去年年底，在多份報章刊登聲明，反對「佔領中環」。

一個教職人員嚴重缺乏，傳續堪憂的宗教，為什麼可以在社會佔有如此具影響力的地位？

與所有上世紀後半的香港社會力量一樣，論及香港佛教勢力的發展，有一項因素無從迴避：

中共統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