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光州，今日是「光州雙年展」的主辦地方，以藝術馳名海外，昔日卻是社運重心。五月是他們重要的回憶，一如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本屆雙年展有藝術家以光州事件為題，展覽場館內重建當年的社運書店，向世界展示歷史真相。

1979 年 10 月，推行獨裁統治的南韓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全國大部分地區實施戒嚴，陸軍少將全斗煥乘機發動政變，激發國民遊行要求以民主方式選出總統。翌年 5 月中，全斗煥擴大戒嚴令，禁止一切政治運動，大學被迫停課。光州市民繼續大型示威行動，是為「5.18 民主運動」，又稱「光州事件」。Nokdu Bookstore 可說是整個運動的中心，市民在書店內討論時政，印刷文宣海報，是該運動一大重要象徵。

Nokdu Bookstore 今日已經不復存在，但創辦人 Kim Sang-yoon 仍在世。參與本屆光州雙年展的西班牙藝術家 Dora Garcia 接觸書店東主，試圖在美術館內重建 Nokdu Bookstore，再現光州事件歷史。

西班牙藝術家 Dora Garcia 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表示，獲本屆雙年展藝術總監 Maria Lind 邀請參展時，她還未有具體題目在手，但想創作呼應展覽語境的作品。雙年展方面提出建議，指「518 是光州重要記憶」。她便著手研究了解，發現三十多年前，這個地方曾經發生人民對抗獨裁政府的行動，直言：「之前沒有聽聞，是我個人的無知」。

Dora 指，西班牙雖然亦曾經歷長時間的獨裁統治，但與光州的情況都不太相同。弗朗哥四十年的獨裁期間，西班牙民間鮮有大型反抗行動，她笑言：「看來獨裁者做得相當好」。然而，獨裁政府末期，人民開始起來反抗，最終推翻弗朗哥政權，建立民主政體，「但政府仍然由前獨裁者組成的政黨把持，就像南韓──獨裁者的女兒重掌政權（南韓現任總統朴槿惠，父親朴正熙之死，正是光州事件的遠因）」。

光州事件在 Dora 眼裡看來，「不單是獨裁者對抗人民的罪行，更是人民短時間內自我組織起來的歷史」。這般人民自發的行動，叫她聯想到法國大革命期間成立的巴黎公社。她後來再從舊報紙中發現，近年韓國人悼念光州事件時，仍然面對不同程度的打壓。今年的悼念活動，朴槿惠政府更禁止悼念者合唱當年的革命歌曲──《March for the Beloved》，只容許由指定合唱團演唱。

「我好好奇，到底是甚麼歌曲，那麼富爭議性？」Dora 說，從歌曲開始，她再找到書店，漸漸形成今日的作品──《Nokdu bookstore for the living and dead》。

Dora 透過光州雙年展主辦單位，聯絡上 Nokdu Bookstore 的創辦人 Kim Sang-yoon，並向對方解釋項目理念。Kim Sang-yoon 聽後反應非常正面，主動分享當年種種往事。Dora 說，光州人都十分願意重提這段歷史，即使經歷是傷痛的，但他們總會不遺餘力地公開真相。

Dora 參考 Nokdu Bookstore 的原貌，複製出較實際書店大一點的舖位。店內結構大抵相同：木結構附閣樓，小暗室和廚房，作品都一一反映。她原先計劃將書店置於市內，但藝術總監 Maria 卻認為放在場館更為適合，雙年展的自由度能夠包容所有作品。

《Nokdu bookstore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日前在光州雙年展展覽館開張，Dora 無悔依從 Maria 當日的決定，認為現在的做法讓雙年展和書店的概念，都得以拓展，「總是有好多人覺得展覽館是死的，但我們的書店卻是活生生的：有店員，有小廚房，有茶，也有生果。」

開幕兩天，Dora 喜見書店成為參觀者的聚腳點：有人來坐坐看看，也有人相約朋友在此碰面，在雙年展中營建社區生活的觸感。雙年展開幕周期間，書店亦定期邀請不同光州市民，讓他們分享親身經歷民主運動的感受，並邀請倖存者為書店手書大字報作裝飾。

從一無所知到完成社運書店的重建工作，Dora 感嘆最難一關，不在語言障礙，而是錢。雙年展向每個參展單位提供 5,000 美元的預算，但不足以應付書店的開支。主辦單位本來另設書店銷售作品集，現時作品集寄賣於 Dora 的書店作品中。開設雙年展書店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資助 Dora 的作品。

預算雖然如此，創作規模卻又是另一回事，Dora 直言不會因為預算而「睇餸食飯」。為了完成理想中的《Nokdu bookstore for the living and dead》，她額外申請其他資助，最終以 15,000 美元完成。她又透露，書店雙年展後暫無人接收，營運兩個月便會消失，但她卻未感可惜，說：「透過書本和倖存者的分享，生者死者已經再次連上，就像當日的 Nokdu Bookstore，復活人事情交流的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