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1921-2002) 無疑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具影響力的英美分析政治哲學家。自從 1971 年出版《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 》後，羅爾斯的理論一直是學界的討論中心，歷久不衰。據 2015 年的一個統計 ^[1] ，過去二十年其中六本重要期刊中 (Ethic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Political Theory, Polity, Hypatia, Review of Politics) ，羅爾斯是出現次數最多的政治哲學家，超過柏拉圖 (Plato)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洛克 (John Locke)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彌爾 (John Stuart Mill) 、馬克思 (Karl Marx) 等大師；而兩個出現次數最多的概念，分別是「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和「正義 (justice) 」，亦是羅爾斯的學派和其核心關懷。由此可見羅爾斯在當代政治哲學的中心地位。

研究羅爾斯的文獻汗牛充棟，學者不計其數。學界甚至有 “Rawls industry” 和 “Rawls scholars” 的名稱，專指有關羅爾斯的研究及羅爾斯哲學的專家。初學者面對累積了近五十年的文獻，難免有不知從何入手之感。本文旨在簡略介紹一下羅爾斯哲學研究的近年發展，並選了五本書推薦閱讀。

和其影響力恰成對比，羅爾斯本人不算是多產的哲學家。他一輩子只正式出版了三本書，其他都是晚年及死後出版的論文結集或課堂記錄。簡述如下︰

《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為羅爾斯兩本代表作，但二書論證複雜，概念繁多，初學者不宜由此二書入手。更合適的入手點是《正義即公平︰再論》，此書是課堂講稿整理而成，較易閱讀，而且羅爾斯在此書中嘗試以《政治自由主義》的框架重新詮釋《正義論》，展現出一個前後融貫的哲學。另一份值得初學者留意的文本是《政治哲學史講演錄》開首的〈政治哲學備註 (“Remark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羅爾斯在此簡述他心目中政治哲學的任務和其方法論。

「典範 (paradigm) 」這個詞或已被濫用，但說羅爾斯為當代政治哲學立下一個典範，卻是中肯之見。當代政治哲學近幾十年的發展，大多和羅爾斯脫不了關係。《正義論》出版後，七十年代的討論中心為分配正義 (distributive justice) ，例子有諾齊克 (Robert Nozick) 從右翼批評羅爾斯的差異原則。

八十年代則是轉向討論羅爾斯哲學在道德哲學、全球正義和審議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影響。女性主義 (feminism）) 開始興起，批評羅爾斯忽略家庭不公義 (family injustice) ，展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之後三十年的大辯論。與此同時興起的是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批評羅爾斯忽略美善 (goodness) 和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 的重要。

社群主義曇花一現，有關美善和公民美德的批評在八、九十年代分別由致善主義 (perfectionism) 和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 接手。九十年代另一熱話就是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討論羅爾斯哲學如何處理文化衝突問題。當然，更重要的是羅爾斯在九十年代出版《政治自由主義》和《萬民法》二書，掀起另一波討論熱潮。

九十年代中到二千年後，受美國政治中的宗教問題影響，政治自由主義和宗教的關係漸受關注。批評者認為羅爾斯的公共理性過份限制公民政治參與的形式，忽略宗教在公共領域的良性影響。千禧年後另一討論熱點則是羅爾斯的方法論。羅爾斯主張其政治理論既顧及現實限制，亦有理想追求，為一個「現實的烏托邦 (realistic utopia) 」。批評者或認為他依然過於理想，或是不顧現實限制，有關討論從而演變成政治哲學方法論的辯論。

羅爾斯工業尤如一棵不斷成長的大樹，主幹是有關羅爾斯哲學的討論，而在這幾十年又生出不同枝幹，這些枝幹又各自是綿延幾十年的大辯論，令整個羅爾斯工業愈來愈壯大，牽涉愈來愈多課題。本文篇幅有限，故只集中介紹過往十多年出版的五本好書，供讀者入手理解此領域，同時一窺此領域的發展情況。

1. Samuel Freeman, Rawls (Routledge, 2007)

說到羅爾斯的導論， Samuel Freeman 所著此書無疑是當中翹楚。 Freeman 是羅爾斯的學生，親炙其教導多年，對羅爾斯哲學瞭如指掌。此書厚近六百頁，內容非常全面，先簡介羅爾斯的生平和歷史背景，再詳細解釋《正義論》、《政治自由主義》和《萬民法》當中的論證。羅爾斯的長處在於創作概念，並用此分析哲學問題，亦因此其理論概念繁多，初學者常感到頭昏腦脹。 Freeman 此書正好附有一篇術語表，解釋羅爾斯的諸多概念。初學者宜持此閱讀原典。遺憾的是，此書成書較早，故沒有討論到羅爾斯青年時期的神學興趣，亦沒有討論到羅爾斯在《正義論》成書前如何受各方影響、一步一步建立其理論，這些都是近年羅爾斯研究的重要發展。

讀者如覺此導論太厚，另一選擇是 Thomas Pogge 的 John Rawls: His Life and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此書的羅爾斯生平記述部分，更勝Freeman 一書。

2. Joe Mandle and David A. Reidy (eds.), A Companion to Rawls (Blackwell, 2014)

羅爾斯研究中，有幾本文集非常重要， Normal Daniels 的 Reading Rawls (Basic Books, 1975) 是早期研究的集大成，再來就是 Samuel Freeman 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但如要了解近年的研究發展，則應看 Mandle 和 Reidy 這本文集。此書雲集許多羅爾斯研究的名家的文章，取材上亦緊貼近年研究熱潮。例如 Reidy 的文章分析羅爾斯如何從神學走向政治哲學； Zofia Stemplowska 和 Adam Swift 討論羅爾斯如何看 ideal/non-ideal theory 的問題；Jonathan Quong 疏理有關公共理性的討論。這些都是近年羅爾斯研究的新方向。

Mandle 和 Reidy 二人同時編有另一本 The Cambridge Rawls Lexic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簡介羅爾斯哲學的種種關鍵詞。此二書一深一廣，互相配合，正是研究羅爾斯哲學的上佳工具書。不過此二書價格都非常昂貴，宜從圖書館借閱。

3. Paul Weithman, Why Political Liberalism?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Tu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此書是近年羅爾斯研究中最重要的專著。羅爾斯為何因為穩定性的問題而放棄早年《正義論》一些主張、轉向《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轉向」，多年來一直眾說紛紜。 Weithman 運用非常細緻的文本分析，抽絲剝繭地解釋羅爾斯畢生不同階段如何解決穩定性的問題。其中一個匠心獨運之處，在於 Weithman 用相互保證 (mutual assurance) 去詮釋穩定性。羅爾斯提出，在一個公義的社會中，公民的關係必須是互惠的 (reciprocal) ，意即公民只應和同樣擁有足夠正義感、支持正義的公民合作組成社會。沒有公民願意被無義之人佔便宜 (free-ride) 。因此，如果公民不能保證其他人同樣有足夠正義感，他們則不會願意堅持為義，公義社會亦會土崩瓦解。 Weithman 認為，這個集體行動的問題，困擾羅爾斯一生，因為這直接牽涉到一個公義的社會能否持續的問題。早期羅爾斯先是以康德倫理學解決此問題，晚期則轉用公共理性這概念；而公共理性能否提供相互保證，亦是近年羅爾斯研究的重要課題。

書末的神來之筆，在於用神學角度解釋羅爾斯。 Weithman 認為，羅爾斯的一個隱藏的論敵是奧古斯丁 (Augustine) 。奧古斯丁對人性甚為悲觀，認為人性墮落，故此俗世政治只能建基於暴力和強迫。羅爾斯強調正義社會能夠穩定持久，其實就是要指出人有善性，並足以支撐正義社會，不如奧古斯丁所說般不可救藥。上帝既然創世做人，世間必有美善的可能。羅爾斯雖然成年後不再信教，但畢生思考仍有濃厚宗教色彩。

4. Tom Bailey and Valentia Gentile (ed.), Rawls and Relig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上一本書提到羅爾斯和宗教的關係，而那正是近年羅爾斯研究的大課題。羅爾斯在青年時期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學士論文即為去世後出版的《罪與信的意義之初探》。他後來於二戰從軍，有感於納粹大屠殺的巨大不公義，難以再信仰上帝，興趣遂由神學轉向政治哲學。然而，羅爾斯的宗教背景依然影響他的政治哲學。甚至到了羅爾斯去世後，在其遺稿中發現九十年代他曾寫下一篇短文 “On My Religion” ，當中簡述自己對宗教的看法，並解釋自由主義重視互相容忍，並不代表要否定宗教信仰。相反，互相容忍這個信念應該在各宗教的信仰中獲得堅實基礎。學士論文和這篇短文一首一尾，正好反映羅爾斯對宗教的反思和重視貫通他的整個學術生涯。故此，學術界對羅爾斯和宗教的關係愈來愈有興趣，近年成果即為這本文集。

此文集強調羅爾斯對宗教的理解和傳統自由主義甚為不同。一些自由主義者貶視宗教為影響政教分離的不穩定因子，而羅爾斯卻對宗教更為同情，認為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不應忽略宗教的正面影響、只把它們邊緣化成私人領域的個人選擇（儘管宗教信徒在公共領域有責任提供公共理性以解釋其立場）。羅爾斯一生人甚為推崇林肯和馬丁路德金，而此二人的政治信念正正是建基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林肯因宗教而反奴隸制，馬丁路德金更是因相信「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而致力於黑人民權運動。可見羅爾斯甚為推許這種背靠宗教而參與政治的進路。

5. William A. Edmundson, 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羅爾斯的分配正義主張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替北歐式或羅斯福式的福利國家張目，學者如Robert Paul Wolff都抱持此看法，並因此批評羅爾斯不夠「左」。這本書正是痛擊此誤解。作者以羅爾斯晚年出版的《正義即公平︰再論》為基礎，指出前人如何誤讀羅爾斯。羅爾斯明顯認為福利國家不足以實踐他心目中的正義原則。書中更進一步論證，即使羅爾斯主張唯有財產擁有民主制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和自由社會主義才能體現正義原則，但如果我們進一步發展羅爾斯的理論，就會明白即使是財產擁有民主制仍是不足，不能體現穩定性和互利 (reciprocity) 等價值。唯有自由社會主義才是羅爾斯心目中的烏托邦。

作者甚至利用羅爾斯的遺稿，詳細考證羅爾斯的理論發展，指出羅爾斯在大學唸書時已經同情社會主義 。他在《罪與信的意義之初探》歌頌社群、批評自利，和許多社會主義者幾無二樣。只是後來因為冷戰原因，明確表態支持社會主義的學者（例如高調成為毛派的 Hilary Putnam）都會引起不少是非纏身，所以羅爾斯才成為一個緘默的社會主義者 (reticent socialist) 。

這五本書分別是一導論、二文集、二專著。篇幅有限，難免有遺珠之憾，但從中當可一窺當今羅爾斯研究的發展。近年有關的羅爾斯研究可分為四大類︰

考究性 (investigative) ，用新材料發掘羅爾斯思想中某些未為人知的面向，上面推薦的 Edmundson 專著正是做類似工作。又例如 Jeffrey Bercuson 的 John Rawls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2016) 即是以羅爾斯的講演錄為材料，闡述羅爾斯的正義觀如何受前人影響；Katrina Forrester 的 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和 Andrius Galisanka 的 John Rawls: The Path to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這兩本今年出版的新書則以羅爾斯遺稿作材料，把羅爾斯的哲學發展和當時的政治和學術界背景扣連在一起分析。

詮釋性 (interpretative) ，運用羅爾斯的哲學框架或概念發展不同的理論。例如 Matthew Kramer 的 Liberalism with Excell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就是以羅爾斯的理論為材料發展出致善主義； John Tomasi 則是在 Free Market Fairn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發展出新自由主義； Ruth Abbey 所編的文集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John Rawl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以女性主義重新詮釋羅爾斯； Alan Thomas 則於 Republic of Equ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中指出羅爾斯和共和主義殊途同歸。

評論性 (commentative) ，例如批評羅爾斯哲學的主張，或是以羅爾斯的立場回應某些論敵，進一步完善其自由主義理論。其中一例為 Martin O’Neill 和 Thad Williamson 合編的文集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Rawls and Beyond (Blackwell, 2012)。又例如 Jonathan Quong 在 Liberalism without Perf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就由政治自由主義角度出發，回應致善主義的批評； Andrew Lister 在 Public Reason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Bloomsbury, 2013) 亦回應新古典自由主義者 (Neo-classical liberals) 的批評，解釋羅爾斯式分配正義和公共理性並無衝突。

輔助性 (supplementary) ，闡述一些羅爾斯較少解釋的位置，填補羅爾斯思想體系的空白。例如 Victoria Costa 就在 Rawls,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Routledge, 2011) 中解釋正義社會中的公民教育應該如何運作； Matteo Bonotti 則在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Diverse Socie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中解釋政黨政治在羅爾斯哲學中有何位置。

一言以蔽之，羅爾斯哲學是今日英美政治哲學的「背景」。和七、八十年代相比，早期羅爾斯哲學的一些概念，例如原初狀態、差異原則等，今日已經較少人討論，但晚期羅爾斯哲學及其去世後出版的著作，仍然備受學者關注。更進一步說，在大部分政治哲學的研究課題上，不論是抽象（如政哲方法論）或具體（如政策建議）的討論，我們都見到羅爾斯的身影。這個生命力，和其他當代哲學家比較亦是驚人。可以說，羅爾斯哲學由一門學說演變成政治哲學家的「基本技能」― 不同意羅爾斯的哲學家，當然大有人在，但讀熟羅爾斯，方能接軌今日百花齊放的分析政治哲學討論。

附註︰羅爾斯哲學發展複雜，此文雖長，恐仍有掛一漏萬之憾，盼讀者海涵。筆者感謝王偉雄教授約稿和耐心等候，原文初稿有不足之處，多得王教授斧正。

註：

[1] Andrew Fiala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Bloomsbury, 2015), p.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