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八十年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快樂的原因在於那是一種百花齊放、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年代，左中右觀點可以互相包容，…更鄙視原始的情緒發洩，人人都帶點天真自以為能為香港尋找出路。」
— 葉健民，《匯點：政治慢活年代》

「民族」：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們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間全部民主，而是「循序漸進，逐步開放」；

「民生」：經濟合理化，不是打倒資本家，而是「要求些會資源有較合理的分配，讓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榮的成果」。^[11]

「法律最後還是要人去運用，需要適當的政治體系相配合。法治要與民主相輔相成，不然的話，如果出現『京人港法治港』，也未必是我們想見的情況，更違反了『港人治港』的精神。我們認為『港人民主港法治港』，更能概括香港市民普遍的意願」。
—《中英談判與港人治港》，1983年7月3日

「總括而言，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但香港的發展要與中國的發展相配合；究竟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以甚麼方式進行？速度如何？對香港都有極大影響。…」
— 《香港往何處去》，曾澍基，1976

當此中國處於歷史轉捩點，香港處於歷史轉捩點之際，我願意加入「匯點」，犧牲我的部份時間、精力與金錢，與其他會員一起建設富強繁榮、自由、民主、法治、公義、和平的社會而努力。我願意遵守「匯點」會章。
— 《匯點會章》，1989 年 12 月修訂版

「我們享有高度自由，大概是所有非民主政制之冠…政治穩定、基本上尊重個人自由、完善的管理制度、政府和市民間的合作精神，以及洞悉國際形勢和本身的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香港人致力生產，達到遠較鄰近國家為高的生活水準。…香港要繼續安定繁榮，唯一方法是保持過往所以致之的制度。…我們一向把握著繁榮安定的鎖匙，真正關心香港的人為何要更換繁榮安定之門的鎖匙呢？」
— 《保持現狀 繼續安定繁榮》，1983 年，《信報財經月刊》

「…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後的破爛攤子，發展至現今初步昌盛繁榮的社會主義社會，其間實在經歷了不少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主席的一句『六億神州盡舜堯』便充份地顯示了這種（社會主義的）氣慨！只有在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社會裡，人人皆為舜堯的理想，才可以實現！而中國人民所已經表現的奮鬥精神和堅強意志，正好替這個理想打下了一定的主觀基礎。…」
《六億神州盡舜堯》，1974

事實上，追求香港獨立的聲音，既沒有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現，在邁向 1997 的「過渡期」以至「回歸」後的頭幾年，「港獨論」也都沒有成為氣候。原因除了當時普遍香港人並不視中國人身分是互相矛盾，並且有頗強的中國民族意識之外，也因為香港媒體慣性地都有自我審查違反大一統主張的習慣。例如報章普遍都視台獨、疆獨、及藏獨為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香港獨立的主張更被視為奇談怪論。…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香港人可沒有甚麼足夠的動力去進行這樣的鬥爭。世界上只有三種因素會促成這種長期流血的運動，是民族主義、宗教思想和階級仇恨，在香港，這三種因素都缺乏，所以，香港人不會這樣去爭取「自決」。既缺乏足夠動力和政治上的理由，進一步的爭取「獨立」，就更難出現了。
—《「自決」夢話》，1982 年 7 月《信報》

「（匯點提出建議）這是值得鼓勵的。只要大原則一致，甚麼意見都可以談。大原則是同意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整個地區……」
「編者的話」，《大公報》，1983 年 1 月 10 日